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1919年3 月党的第8 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分化哥萨克人”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 旅，而第1 和第3 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1919年1 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而我却被死死地钉在司令部，坐在原地动不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提给基谢廖夫。环境本身帮了我的忙。一次斯捷平带着副官和传令官准备外出到各旅去，师长看到了我，便问道：“工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能胜任这种公文式的工作，这样安排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司令部登记的情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实际形势是一个样，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样。”
“您会骑马吗？”
“会，一般来说还喜欢马。”
“好吧，就给你一匹马。”师长立刻改用“你”字（他对认为椅子比马鞍好的司令部工作人员说话，强调表示尊敬时用“您”），“去吧！听我的指挥，到各部队去跑跑，了解一下需要些什么。”
我对给我马表示了谢意，随即备好马鞍，就出发到各旅去了。事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我到各旅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标在地图上。基谢廖夫也就开始重视起我的情报。
“您这是从那儿搞到的。”起初他问道。
“亲自看到的。”我回答。
尔后，我不知道他对我开头的工作是否作过检查，但他现在却经常用我准备的地图了。斯捷平也注意了解我所作的工作。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已经开展后，又交给了我一项监督步兵第1 旅的任务，在这个旅中编有几个国际主义者分队，后来我又临时担任了该旅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向东北布祖卢克河方向退却。退却毫无组织。不要说根据不久前在学院学到的理论，就连普通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提出，应当怎么办。既然整个方面军，包括我们的友邻一第8 和第10集团军都在退却，就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防御。必须从后卫派出可靠的狙击队，利用一切方法和有利地形挡住敌人。与此同时，抽调主力攥成铁拳，占据新的防御区。而我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做的。第14师处境本来就比其他兵团困难，因为它不是沿直线向北退却，而是经过齐姆良斯卡亚、下齐尔斯卡亚、奥布利夫卡亚、克列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向谢列布良科沃退却，沿着弯曲的顿河东岸兜了一个大弧圈。危险时刻尾随着我们，有时能听到背后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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