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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