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我爱干各种农活，但后来对钳工更加倾心。可能是钳工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更加喜爱这活儿。在农村，耕耘播种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可能有收成，也可能没有。而在这儿全取决于自己。既不靠雨水，也不一定要阳光，马匹同你也毫无于系。在工作台上于成啥样就是啥样。亲手干了什么一目了然。由此，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明显的、直观的成果产生了自豪感。
无产阶级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萌发于具体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孕育于本阶级和别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我们自己人都是把老板叫做“大肚皮”，每当他来到车间透过夹鼻眼镜窥视工人时，胆小伯事的人或是惯于溜须拍马之徒总是转过身去，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但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瞧见这位上司，依然安稳地转动钻孔机或冷冲制零件，搞出很响的声音。我旁边的一个工人教导说：“要学会做人。东家挺着肚子冲着你，你就把屁股朝着他。既然当工人，就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
起初，我在哈瓦耶夫兄弟开的钳工作坊干活，他们在大奥尔登卡和米哈伊洛夫巷都有铺子。铺面归彼得·哈瓦耶夫所有，而生产资料则是雅科夫·哈瓦耶夫的。当作坊主巡视各车间时，工头就喊叫：“雅科夫·尼基季奇来了！”。我就是在这个作坊的一个车间——放着一排工作台的长棚子里开始学手艺的。在那儿学会了截铁和最简单的钳工活。锯钝、冲制和铆接这些高级技术是在另一家企业——博尔多大商行的金属加工厂学会的。博尔多夫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俄化的德国人，他总想装成纯粹的俄国人。为此，工程人员嘲笑他，而工人们则抱藐视态度。我们看东家首先看到他们是剥削者。他们在下马斯洛夫卡有锻工钳工作坊，在多尔戈普科夫斯卡娅有一个锻造厂，还有一个商行，而无产阶级除了手上的老茧外一无所有。
我从下马斯洛夫卡来到谢尔普霍夫卡，遇到了在艾涅姆（现称《红十月》）巧克力糖厂上班的朋友，他们同地下革命工作者有联系。我还在哈瓦耶夫兄弟的钳工作坊干活时就认识他们。那时，我总是干完活就到离巴尔丘格不远的一个小食堂去吃饭，在那里结识了城市里发电厂（现为国营莫斯科发电厂）的机械工人。同他们交谈使我茅塞顿开，更加仇恨现行制度。早在孩提时代，替地主梅利尼科夫干活时，我心中就自然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仇恨，现在变得更自觉了。
新结识的同志知道我同工头顶撞被解雇后，就介绍我认识艾涅姆工厂的几位工人。我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大碰头。同志们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我给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告诉他们父亲、叔叔、母亲、舅舅的情况。我父亲叫阿法纳西·帕夫洛维奇，是村里一个贫农。我叔叔叫费奥多尔，在莫斯科一个工厂干活。妈妈叫安娜·伊万诺夫娜，生了好多孩子，整天为孩子们能有糊口之食操心。舅舅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也在莫斯科做工。朋友们跟我讲现行制度如何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卖命，而另一些人发财。他们引导我明白一个道理：有罪孽的不只是东家，还有保护他们的那些人。工厂主、地主、警察、沙皇官吏都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些道理的，而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真谛。
地道的攻螺纹、钻眼和铆接本领，我是在“马克斯·莱曼”锻钳工厂学会的。马克斯·费奥多罗维奇·莱曼在马林小丛林处有私人住宅。我们多次拿着工厂新制件的样品送到莱曼的住处——舍列梅捷夫斯卡娅。在那里我亲眼见到，而不是从街上隔着窗子看到了阔人的生活。
闲暇时我喜欢在城里蹈跳。天长日久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总是沿着电车轨道徒步行走。那时有四十条电车道：三十六条编号电车道，一条蒸汽机车道，另外还有三条环行道（1 路、2 路、3 路）。
我在莫斯科呆的倒数第二个工厂是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业学校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立的。在那里我干的是管道钳工。我舅舅就在那里上班，是他介绍我去的。工业学校坐落在米乌斯卡广场，现在那里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当时在工业学校周围有许多工厂、作坊和院校，工人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倾向革命的青年在奔走呼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工厂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校属工厂，校里还开设了米乌斯卡成年工人夜校和星期日班。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夜校学习。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停留在农村初小毕业的程度上，一定要多学点知识。我父亲就是个自学的劳动者，他的榜样鼓舞我攫取更多的知识。舅舅帮助我进了夜校。他还在别的方面帮我开阔视野。舅舅的收入不够维持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汁，不得不在夜晚兼任剧场存衣室的工人。舅舅经常给我讲剧目的内容，偶尔也带我去剧院，让我坐在剧院最高最便宜的楼上座位。起初我对观众很陌生，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喜欢起他们来了。
后来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我转到莫斯科图鲁比纳留声机厂当钳工。我经常在所在地区参加工人集会，已被人所熟知，有一次差点儿被捕。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讲述米乌斯卡地区的革命历史。他从斯捷潘·拉津的战友乌斯卡开始讲起（米乌斯卡正是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被处以绞刑的。当然关于这个广场命名的来历还有别的说法），一直讲到1905年的街垒战。一个奸细叫来了警察把集会冲散了。我同那位大学生从穿堂院跑掉了。我们在郊区转悠到半夜，然后他把我带到工人米科夫家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清晨大学生就走了，米科夫开始同我攀谈起来。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的去向。正是米科夫把我介绍到留声机厂工作的。他也在那个厂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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