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这一工作固有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各项业务工作都很熟练，预见性值得称赞，工作准确，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好。另一方面，非常墨守成规，细则规定到了可以不慌不忙地给下级提供决心的程度，束缚现地工作的主动性。崇拜文件和书本，相信命令上有的和下达给部属的东西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东西。这一切有时使人们发笑。可能在善于执行命令方面几乎达到机械程度的德军内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在红军中，类似这种过分的像机械一样的行动，显然是不适用的。不过，这次出差还是有收获的：通过各种工作方法的对比，优缺点更加明确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就当时来看，德军的摩托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回国后，我仍担任参谋长助理的职务，后来临时履行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职责。必须指出，同新的军区司令员科尔克共事不像从前同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和乌博列维奇共事时留给我那么好的印象。我从自己的这位直接首长那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助于我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司令员和参谋长由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彼此间缺少全面的个人接触：纯主观上毛病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他的毛病妨碍我正确领会他的意图，要么相反，我的毛病使他不能全面了解我的想法等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尽力准确地执行命令并尽量主动地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意见上的真正一致。
我希望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丝毫不愿使忠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祖国的有才干而又功勋卓著的指挥员的名誉受到任何影响。在旧军队中任过中校的科尔克虽然在192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国内战争中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时就已战功卓著。他当时和后来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部某处处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某几个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地区、波兰、乌克兰、克里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作过战和工作过。1935年任命他这样一个有经验和有学识的人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不是偶然的。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具体的相互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是无法摆脱的。使我生气的是科尔克在命令中提出的不合逻辑的说法，有时这种说法是由于记性不好造成的。他为了帮助记忆，喜欢把要记的内容记在一个记事本里，而在另一个记事本里记的好像是第一本的日录索引，指出在什么地方记的什么。但仍然是混乱的。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司令员竟然把未经核查过的情报报告上级。例如，有一次可以说是高水平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军区正准备例行的阅兵。上级决定要在红场上展示国产坦克。为这件事我做了很多工作（的确，当时这是一件大事！），并详细地向司令员作了报告。节前不久，科尔克和我被叫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想知道阅兵程序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坦克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向司令员细问了很长时间。司令员虽然看了记事本，但始终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斯大林事先就关心坦克问题，关于坦克受阅的具体准备情况心里也有了一点谱；他惊奇地看了看科尔克，又问了一句：“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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