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现了。我又作了新的解释。首相看来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得知摩洛哥部队的情况时，不知怎么地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很快同意必须离开。穿好衣服后坐上汽车就向东驰去。我送他到公路上与护送人员会合的地点，然后调转车头返回城里。
在马德里等待我的是一件喜讯：C ·M ·克里沃舍因率领的苏联坦克兵到了。我的代理人B ·M ·西蒙诺夫告诉我说，一个坦克连已经参加战斗。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德里人极为重要，这会提高居民和部队的士气，但是，对我更感兴趣的战斗细节，眼下谁都一无所知，我们乘车去打听消息。当我发现坦克连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格赖泽少校（他是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的我们摩托机械化旅里的指挥员л·M·阿尔曼）。他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阿尔曼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还立刻讯问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是否也在西班牙。但这位司令员不在这里。随后便开始谈论上次战斗的经过。原来有辆坦克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塔里的射手被震聋。没有遭到别的损失。人的记忆力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许多事情，甚至极重要的事情我都忘怀了，唯独对这次谈话的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坦克兵的情绪非常好。刚到就从行进间顺利完成任务，这向来会使人精神振奋的。我发现，坦克兵高昂的士气在以后作战中也继续保持下来了。1936年11月，在马德里附近作战的总共约有五十辆坦克，较之佛朗哥拥有的坦克少得多，但前者作战英勇。坦克兵巩固了首都的防御，并在精神因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给敌人造成了极明显的损失。佛朗哥的军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因而坦克往往直接压死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法西斯分子看到坦克向他们冲击时，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在马德里城郊英勇作战的英雄坦克手当中，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就是波尔·马蒂索维奇·阿尔曼。授予这位指挥员——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尔特尼（他的真姓）以苏联英雄称号是对他果敢而巧妙的行动应有的评价。阿尔曼于1943年牺牲在沃尔霍夫战线，当时他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带领一个旅投入战斗。
总之，马德里的战事眼下比较顺利，但局势依然紧张。至少需要采取三项首要措施：组织好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军队指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固马德里防御地段；把共和军各支队变成正规军。所有这一切都要靠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组织措施。为实现这些措施，必须至少得到三个人的同意，，这三个人是：首相兼国防部长卡瓦列罗；他的副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人阿先西奥；总参谋长卡夫雷拉，当时我是他的军事顾问。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什么步骤呢？首先，я·K ·别尔津在已伦西亚召集会议。像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地、有条不紊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当过红军情报部长，不喜欢白白浪费时间。别尔津是一个精明强干、坚强而有毅力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都用在如何组织打败法西斯这一活动上。他是一个拉脱维亚农民，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真实姓名是彼得·亚诺维奇·屈济斯。1911年他从伊尔库茨克流放中逃出后就取名为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革命胜利后这位有名的肃反工作者在我们那里常被称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的拉脱维亚故乡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他在苏联居住时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苏联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事业。我在西班牙观察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这位勇敢的人，把他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打击，都看做是列宁思想在拉脱维亚和全世界的胜利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事实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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