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安排游艺、文体、戏剧活动，这些活动大都安排在晚间进行，几乎都是通宵。4 月1 日晚上开始的演剧，直到次日清晨5 点才散场。午夜时分，许多特务想要溜号，被戴笠下令沈醉将剧场大门关上，结果特务们叫苦连天。4 月2 日晚300 桌大会餐，创军统历史纪录。
数千名特务随着戴笠一声“开动”，在盼望已久的欢呼声中，一个个大嚼起来。排场极大，秩序极为混乱。
“四一”大会期间，出乎许多特务意料之外的一个举动，是戴笠同意与会者参观他在曾家岩戴公馆等处的起居之所。其陈设豪华令见多识广的特务们也叹为观止。有一位会议代表低声感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语为戴笠所获悉，但破例没有追究，而是在大会上辩解说：“有位同志批评我居室陈设考究，这些东西，大都出于国外朋友所赠送，并非我戴某花钱购置享用的。”
“四一”大会期间，蒋介石于4 月4 日和4 月12 日，分两次召见军统在1941 年度（民国30 年度）考核最优人员和考绩最优军官以及军统局干部代表。蒋召见仅20 分钟，以“今年应该比去年更好”作为对特务们的奖励嘉勉。
“四一”10 周年大会，充分展示了军统的实力，但也暴露了戴笠的野心。
也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蒋介石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实力存有戒心，这大概是戴笠当初没有意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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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_4 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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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统内外勤组织的恶性膨胀，给戴笠带来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经费入不敷出，处处捉襟见肘。戴笠开始是东挪西借。后来仅靠挪借，有时仍感周转不灵，戴笠就通过向杜月笙商借解决。杜月笙规定，凡借给戴笠的周转金，无论期限长短，一律免收息金，以示对军统照拂。虽挪借有术，仍是填补不了军统开支中日见扩大的窟窿，戴笠为此不得不加速另辟财源的活动，以应急需。
戴笠的第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在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幌子下，大量伪造印制沦陷区流通的假钞。戴笠派特务收集沦陷区流通的各种伪钞的样品，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财能手、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苏拿到美国去设计、仿造，然后再空运回重庆，交给戴笠派武装特务护送到沦陷区去使用。所得好处由财政部与军统局按比例分成。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戴笠和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都感到由美国仿造伪钞，一是美方收取的设计、仿造费用很高，二是仿造的周期长、一次仿造数量有限，三是来回运输的保安任务繁重，费用大等等，如此反复折腾，扣除成本后，得利不丰。经邓葆光献策，宋子文、贝淞荪大力支持，蒋介石特准，由宋、戴合作从美国直接购进最先进的铜版印钞机和大宗特制的印币纸，又高薪从美国请来假钞制造专家欧密斯主持指导，军统局自己开始搞假钞仿造活动。
军统在其管理的杨家山地区、重庆洪炉厂附近圈了一块地方，砌起房屋，外面用竹篱巴筑成外围墙，里面用泥土筑成一道内围墙，成为假钞制造厂。
为严格保密，该厂从组织体制、人员到厂址、业务活动，一律对外保密，即使在军统局内部，也只有毛人凤、沈醉等大特务因工作关系，才能知道一些大概情况，其他没有工作关系的大特务，一概不得与闻。厂外不设任何标志，厂内戒备森严，除戴笠和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大小特务均不得入内。从中国银行调进的8 名制币工如进牢笼，处处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
伪钞仿造出来后，非常逼真，就连专门检测的日本专家也不容易很快鉴别出来。为了取得更为逼真的效果，还由张冠夫负责一张张弄旧，然后在中国银行特派员的监督下，装入印有特种物资标记的箱子，贴上封条，通过战时货运局运出，交给在沦陷区活动的武装特务或潜伏特务，换成黄金、白银，或采购大批棉纱、棉布、西药、日用品等物资运到大后方。其中仅1 年时间内，从重庆运出的各种假币就达15000 箱，其数额之巨大，令人难以想象。
戴笠开辟的将假钞运往沦陷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路线是由美军运输机从重庆空运江西上饶，交给苏、浙、皖、沪等地的忠义救国军开辟的秘密通道，成箱成箱地运入上海市区使用。一条路线是通过陆路经西安到洛阳，交第一战区调查室，投入军统界首货运处和汤恩伯的界首物资调运处，然后再由他们与汉奸张岚峰、孙良诚的部队交换战略物资，运回重庆。
戴笠制造假钞的收入，除按份额上缴财政部外，其余全部充作军统活动费用。因这些钱来得容易，戴笠并且认为这是一场经济作战，目的在扰乱破坏汪伪金融市场，也就更加不遗余力地大搞。结果，日伪为了对付这些巨额假钞，不得不经常增发新钞，从而牵动沦陷区的物价暴涨，也确给沦陷区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困难，同时也给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与痛苦。
戴笠生财的第二个主要渠道是通过缉私和特许鸦片走私活动取得利润份额。抗战期间，国统区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华考察时，都严重关注这个问题，说中国战时经济走私如果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在经济方面并不需要外国的多少帮助。蒋由此决定成立缉私署。孔祥熙建议由杨虎出任署长，但蒋认为缉私工作非特务不行，故亲下手令：“缉私署长一职，决派戴笠兼任可也。” 据此，戴笠掌握的缉私署及各省缉私处每年均能缉获大量走私物资。按戴笠与财政部商定的办法，走私物资处理后，军统可以从中提取份额以充活动费用。1942 年 5 月份，军统局昆明黑林铺检查站截获走私鸦片3 卡车。因数量巨大，故戴笠亲自发电给以嘉奖。为了把历年缉获的大量鸦片烟土变成现金，好从中分成得利，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将缉获烟土分前后数批，由武装缉私特务护送，经贵阳、桂林一线，运到广东韶关。然后再分为3 路，一路出遂溪向广州湾，一路出台山向广州，一路出丰顺向潮汕，全部向沦陷区销售，称为“外销货”。戴笠事先虽规定 “外销”，但在从贵阳、桂林到广东沿线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闻风而至，与缉私人员联手，内外勾结，承揽销售，结果“外销”逐渐成为“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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