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年数件要案并破，且皆是王亚樵所为。蒋闻报大怒。严令戴笠和上海军警机关合作，限期追捕王亚樵归案。
就戴笠来说，当初对王亚樵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但蒋认为“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但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他是知道的，要追捕王亚樵，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戴笠亲率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缉捕王亚樵。
戴笠到上海后，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住处，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经过搜捕，结果全部扑空。
这一着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当时在上海，仅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居住、穿戴打扮、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其确定行止，就连身边最亲信的大将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不能尽数掌握，往往只是在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知，而通话常用暗语，外人虽然听到，也不疑有他。至于王亚樵的一般徒众虽多，但对王亚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戴笠早在上海打流时，由于曾有意向王亚樵靠近，就对王亚樵作过一番研究。湖州拜师后，又从近处对王亚樵作了一番观察，并通过结交王亚樵身边的亲信心腹，了解掌握了许多王亚樵性格特点及活动规律的第一手资料。1931 年，戴笠正式受命监视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学会的活动情况，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与王亚樵发生一场恶斗，于是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调查、研究、掌握王亚樵及其安徽帮的活动规律。因此，戴笠对如何追捕王亚樵，心中早有预案。
一是曰围捕。戴笠报经蒋同意，统一组织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严密封锁上海所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尤其上海的太古码头是上海到香港及国外的海上通道，戴笠更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行人进行严密盘查。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这条大鱼始终被围在上海这口池塘里，无论池塘里的水多么混浊，终有被捞到的一天。相反，如果王亚樵一旦溜出上海，不啻一条大鱼游进大江大湖，到那时再捕捉就十分困难了。
二是曰守捕。戴笠深知王亚樵一向神出鬼没，要捕捉他绝非一日之功，唯有放长线，钓大鱼，骄其心志，使他逐步麻痹松懈起来，然后一举出击，以竟全功。这也是孙子所说：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于是，戴笠下令对已经发现的王亚樵的各个密点，均在周围布下许多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不得有一丝一毫懈怠。对王母、王淑英，他也没有抓捕，以用作香饵，钧取“金鳖”。戴笠反复告诫手下的特务：再机警狡猾的鱼，总有抬头浮水的时候，关键是捕鱼的人要有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以至功亏一篑。
三是曰诱捕。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有通风报信，带领军警人员去捉拿的，亦赏10 万元。这个赏格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蒋介石在江西苏区通缉毛泽东、朱德的赏格为5 万元）。在当时，100 万元是1 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10 万元也会使人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深知王亚樵手下虽然部众很多，杀手云集，但大都是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见利忘义之人，只要给以重金引诱，就不怕没有人出来密报告发王亚樵的行踪。
四是曰查捕。戴笠认为，王亚樵在上海活动了近10 年，手下徒众有数千人之多，所谓核心亲信班子也有数十人。以他为首的安徽帮虽然完全受他支配，具有强烈的反蒋及不与政府合作的倾向，但并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散漫招摇。因此，无论王亚樵神通多么广大，本领多么高强，变化多么莫测，总难免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善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疑点，穷追不舍，一查到底，王亚樵就难有隐身之处。于是，戴笠调动大批军警特人员，从凡是与王亚樵手下的亲信心腹或杀手有过接触的人那儿，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可能居住的密点，甚至妓院也不肯放过。这样，目标一个一个地被侦查发现，密点一处一处地被控制掌握，范围一步一步地被缩小收紧。
最后，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声令下，能够立即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围捕。
戴笠的这个围捕方案初看起来也很寻常，有些地方甚至显得笨拙，但由于每一点都是针对王亚樵的弱点，而且在戴笠的督促监视下执行起来十分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
首先是王亚樵及手下一批心腹大将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许多场合不能再出现，许多住处不能再使用，许多人不能再接触，许多渠道不能再联系。随着过去保密得不很严格的密点一个一个地被发现，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密点周围，也常常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像猎狗一样到处转悠，嗅闻。有时，王亚樵半夜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有躺下，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有时王亚樵从一处地方刚离开，后面特务们就破门而入进行搜查。特别是王亚樵手下的队伍开始瓦解分化，一些人在高压下动摇，一些人在威逼下屈服，一些人在引诱下叛变，这使王亚樵的处境越加险恶莫测。以上海之大，却难有立足之地。王亚樵这时才真正感到戴笠的份量。十几年来，他打遍上海无敌手，不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上海流氓大亨们对他心存畏惧之心，就连蒋介石这样领兵百万的一国之首，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却感到戴笠确非泛泛等闲之辈。1924 年王亚樵懊悔湖州初识时没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轻视他的夸夸其谈，终于成为今日的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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