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遇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大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优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你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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