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地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十六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的各监房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三部，密电本七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1948年7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关做工作。1948年9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你们过解放区要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二十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侦审室的侦审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七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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