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派人到三十八师师部把钱志球接来，我们的人没到该师政工室，因此没有听到许萤说了什么话。他协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协助抓不来。”
“许萤在北京已交待了这件血债，现在到长春对证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员的罪已构成，钱志球已经被杀害。现在看，许萤负责逮捕之责，杀害的罪责由督察处负。”
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上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盘石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给我。”
这时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干部，他站在任局长身旁小声说了一些话，只听任局长说：“好，晚上把他找来。”
我心想这是抓人。在局长室门外有一个干部等我，我说到执行科看一看肖科长，他领我到了执行科。从前是审讯员，现在升了科长，见面之后，肖科长问我在监狱改造的情形，我说：“他们对我不了解，认为我不好改造。”
“他们不会那样看问题，那样看问题会犯错误的。”
“我在那不怎么好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长春监狱的危险人物。我在那儿很苦恼。”
“都是一个政府，他们办事也要按政策办，谁也不能违背。”
“话虽然这么说，执行政策的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
“当然，不过不管高与低都要有原则的。”
最后，他问刘荣第，我说：“他不错，减了二年刑。”
“我听说了。”
“不是市局给减的吗？”
“监察署吧？听说他检举了许多反革命分子。”
“刘荣第都减了刑，我……”
“你没有减刑是不是？你不能与刘荣第比，他是长春参议员，没有血债。你呢？判15年，人民有意见，政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呀，这一点你还不清楚？体会的还不够哇！”
肖科长的话我再三回味，我体会的不够，是不够。
市局有位第一处的干部，不是副处长就是科长，下午来到监狱提我审讯。他说：“你在1949年会同一些犯人共同写了军统特务材料，内中有训练班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份材料带来了。这种训练班共有百八十个，你们写了这么多，现在叫你把这份材料，缩减成十六开纸五页，要包括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个工作有困难没有？”
“有困难也要克服。”
“越快越好，明天晚上写好，后天上午10时派人来取。时间方面，回头我告诉这里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下。怎么写呢？你先说一说。”
我想了想说：“把这些特务训练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训练特务干部，第二类、训练政治警察，第三类、训练特务机关的事务人员，如会计、经理、管理等。再把训练宗旨说一下，找几个典型训练班举例说明；关于训练班的人事与课程作扼要说明；戴笠对各训练班的重视，对毕业学生的任用，也是一个内容。最后总结一下，军统特务训练班共有多少，毕业学生共有多少，在反人民当中都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这样也就够五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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