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尉军衔。1947年9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春，1948年1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8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自首报到的。”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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