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暗示向北平军分会提供情报的就是宋哲元？不能，因为单凭以上的一段记载，尚不足以遽然加以论断。
事过之后，究竟是谁提供的情报，已经无关紧要；可是张敬尧究竟拉拢到一些什么人，在当时又是何等的重要，岂能不加追究。
据悉，先不查核张敬尧是如何向坂垣征四郎吹牛，宁肯相信他是在“华北政委会”及“北平军分会”两大军政机关的内部“获有内应”。好在张敬尧一死，这般人顿失凭借，也就不再发生作用。而军政当局既已剪除了祸首，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变，为适应处境之维艰，自以不加深究为上。
这是属于高阶层“政治运用”方面的事，应不再深入论列。
且看日本军方，他们在此一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以军事威胁配合所谓的谋略运用，真实目的是企图在华北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并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所以日本军方，全面的支持此一计策。这里所指的“全面”也者，包括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可警惕的是：邪恶的“人算”，敌不过正义的“天算”，却以张敬尧的授首，爪牙丧胆、宵小匿迹，而粉碎了整个阴谋。因之缓和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以上评估，可视为对成败得失的一项自我检讨，或许因角度之不同，尚有其他的看法。
张敬尧一案，我们受到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南京特务处（第二处）戴雨农先生的双重奖励。
我所喜悦而觉得非常畅快的，尚不只此一端，因为我一直把“六国饭店”看成帝国主义的象征，在“六国饭店”内制裁汉奸，我认为是一举两得--既打烂了“那个”，又除掉了“这个”。有这种想法未免透着几分稚气，那就允许我自得其乐吧。
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动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郑重地强调一句，千万不能忽视“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这项因素，因为这才是动力。
王天木大哥更豁达了，当时，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在他八十五岁的那一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四十多年前六国饭店那件事，他却津津乐道，而且历历如绘。
郑介民先生特别重视这件事，除多方对我等奖掖外，在谈话、演讲、上课、训示中，也时常举以为例，以励来兹。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好的。尤其对待我，更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若干年后，有一次，在我走向“酆都城”的半途中，他一手从死亡的队伍里，把我拉了回来。这是真事，将在第二部中再写。
张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
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
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编入同一小组，大概是“同行”的关系吧？
印象较深的，每次小组开会，都是郑重其事，绝不流于形式。
写到这里，有一句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话，我想还是说出来的好。就在张敬尧案成功后不久，戴先生又来北平，我们谈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经指示我说：“重要的还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参与'组织活动'。”
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我不能深问，我自行推敲的结果，得到八个字的解释，那就是：“本位至上、合作分工”。
这是当时的情形。此后若干年，我也听到些个“闲话”，据说，在“力行社”内部高级干部之间，也免不了“争强”与“斗胜”。其实，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团体中，都会发生，的确算不了什么。
就在戴先生此次北来，他决定将“北平站”的编组予以扩大，成立了专事行动工作的“行动组”，由白世维同志任组长，并加强社会活动，由戚南谱同志主其事。随后，又增派基本干部多人来平，以加强实力。
张敬尧一案，至此告一段落，在“军统局”的工作中，已列入首页。
剩下的，还有一点余绪，颇饶人情味，不得不记。
有一天，王大哥陪着我和世维兄，去拜望应元泰西服店的掌柜应元勋。
起先，他绝口不提六国饭店张敬尧这桩事，不是他不明白，很可能是老于世故，不愿意惹麻烦罢了。后来，还是王大哥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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