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
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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