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标：“服巴比妥安眠药。”
“什么时候发现的？”
“上午10点钟左右。”
沉默了十来秒钟。
蒋介石挥着微微颤抖的手说：“你先回去守候，我会来的。”
蒋介石一回到会议室即宣布陈布雷不幸去世，同时宣布会议中止，他急匆匆赶到湖南路陈公馆去。
蒋介石到了楼上，叫人揭开死者的面巾，顷刻即叫盖上，他又惊又哀，很快下楼去了，陈训慈送蒋下楼。
友人和妻子回忆(1)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憔悴，确也是很大因素，有一些了解他的人，从另一角度也透露了一些秘密。程沧波在《重诉生平》一书中说：
“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亦非有负领袖，有负党国，有亏职守，而一死以明心迹的自弃的愚忠者之所为；更不是从政本非所愿而摆脱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实在是抗战胜利后，大敌虽除，大患又起，而国人醉生梦死，因循苟安，触目心伤，中
心抑郁，难乎自解。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终想替他解忧。后来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忧时忧国，可绝不是消极与悲观。此在他许多遗书中可以窥见。”
陶希圣在《追念布雷先生》一文中说：“布雷先生死于自悲，而他的自悲，乃是爱国的热忱与忧国的伤感，郁结而成。他追随蒋先生20余年，从北伐到抗战，专心致志，为国家服务。他久已忘记了自己。他的思想无有不是为了蒋先生着想。他的筹划无事不是为了国家打算。他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私。为什么他自悲而死呢？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刚直而深于修养。布雷先生的行径是身居政治的中枢而心富客观的观察。他有深远的见解，坚定的主张，严正的批评，强烈的忧愤，但是这一切都郁结为自悲的情绪。布雷先生本于他20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他爱国的热忱，他忧国的伤感，两者郁结而为自悲的情绪，他毅然决然谢世人而去。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我们中国国民党在总裁蒋先生领导之下，25年的奋斗，其成败已与国家存亡结为一体而不可分。党的分崩离析就是国家的衰颓危殆。布雷先生谢世是整整一年了。投降主义者之多，失败主义者之盛，可伤可耻之现象，表现无遗。但是这些现象是党中久已蕴积的各种因素演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年以前，布雷先生早就看出来了。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20年来，布雷先生深感蒋先生中心领导方针，决无错误。这点在他留给家族的信里说得非常正确。他临终的日记中，寄托希望于总裁蒋先生为中心的团结。但是他为国效忠、为抗战宣劳，已使他的心力体力‘油尽灯熄’，他不能再为总裁分劳分忧了。这一念把他的自悲情结强化到了顶点。于是布雷先生便谢世人而去了。”
陈布雷体质素弱，髫龄即患头痛。4岁时，“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佣方氏调护甚至，及长犹仿佛忆之”。“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母常叱责之”。11岁从徐氏读，“以作课时间长，常思头痛发热，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请假亦无效，退又不敢告母，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热亦自退，又上学如常，”这是陈布雷回忆中所记：“二十岁初秋，饮食不慎，致患痢甚剧，先由秉琳患此病，同学传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独余为最剧。入广济医院治疗一星期未愈，院医医术浅薄，态度傲慢而疏忽，院中设备及卫生均恶劣，臭虫满床席间，诘之尚不自承，愤极出院，迁居上城四明颐养庐。秉琳亦未愈，来同寓，最后请大哥友江山聂先生（亦谘议局议员）投中药数剂始愈，然已形销骨立矣。向学校请假归里养病，与朱清奇兄同舟归，以食蒸栗过多，归家又复发，又旬日而全愈，予之不谙卫生知识有如此者。在家养病匝月，索居读书，暇辄游田野间，生活闲适，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为最勤，而四姊调护饮食，尤尽心焉”。22岁夏，“杭浙高举行毕业试，身体受气候影响，颇不支”。25岁“依仁公弃养，独负家计，为最痛苦忧患之期，神经不安。37岁秋，恶寒恶热，患伤寒；有时谵语不绝，诊治休养两月始愈。44岁，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46岁，“出席五全大会毕后，体力心力憔悴……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延医诊治，投剂服药亦无效力，请病假一月”。47岁10月，“忽患腹疾甚剧，精神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48岁5月，“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书则畏烦。回京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益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1939年4月“身体精神，忽大感疲惫，竟日昏昏，作事无力，夜间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态百出，而骨痛腰酸，头脑晕重。赴北碚休养一月”。11月“旧疾又作，百般调治，终不见痊，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渐消瘦，精力年不如年”（以上均出自《陈布雷回忆》）。1942年养病成都凡三月。1946年还都南京，夏秋病象日增，健康日损，脑力益衰，其秘书蒋君章说：“布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来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医学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经衰弱，他自己叫做脑病。在我记忆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节，尤其以胜利以后为然。每年春夏之间，他总觉得精神不佳，思虑无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现出萎顿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他本来非常温厚的性情，要比较的急躁些，本来很轻松和欢喜讲些笑话或遗闻轶事的，要比较沉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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