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说：“蒋先生，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计。同时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也可望稍缓其逼我的气势。不过这篇文章，不能以你的名义发表……”
“对，对，”蒋介石在病床上屈起身子说，“不能用我的名义，也不能用你的名义。我思之再三，用你的名义，人家也知道是我授意的。”
“敌乎？友乎？”(2)
徐道邻陈布雷听到这里，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他问：“委座，那么以谁的名义发表好呢？还有，发表在哪一个报刊上好呢？”
“这个，嗯，我思之再三，”蒋介石托着腮说：“还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为好（徐道邻后曾当过铨叙部典试司司长），论职位不大不小。登载在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你看怎么样？”
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的儿子，陈布雷是认识的，便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名字也不错，慢慢与邻邦道来嘛。”
“对，对。”蒋介石兴致很高。
陈布雷住在溪口剡溪畔的小洋房内，绞了十多天的脑汁，一共写了8个部分：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一）日本如欲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海岸，将成为世界公敌。
（二）日本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满洲国”，绝非日本财力及军力所许可。
（三）日本如对中国正式出兵，仍不能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一）失却时机之错误。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之错误。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
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
（二）对中国历史与时代认识之错误。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之错误。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之错误。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
（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
（三）自造错觉之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一）中国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在《引言》部分一开头说：“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智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终究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写到这里，陈布雷不禁颤抖了一下，他猛吸一口烟，因为现在讲“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很可能会被青年学生骂作汉奸，那中央大学学生请愿时，涌到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一时火起，把红、蓝墨水当做武器，弄得王正廷下不了台的情景，陈布雷是知道的。而这个王正廷，浙东奉化老乡，在巴黎和会时拒绝签字，不是也以爱国而赢得过广大青年的爱戴吗！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无非是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爱国而变成卖国，终于下了台。陈布雷越想心越寒，但是他不得不写下去，反正不是以自己名义发表的。第八部分《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陈布雷挥笔写道：“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僵局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敌乎？友乎？”(3)
《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
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道：“蒋先生，徐道邻文发表，各报转载，徐名噪一时。徐道邻又向中央控告其父系冯玉祥主使所杀，更为轰动！”
“没有其他议论？“蒋介石问。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谓此文非徐所写，而出自别人手笔，且系当局授意者。”陈布雷已经听到有人猜测是他所写，但他不敢向蒋介石说；还有更难听的话，他更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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