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1)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
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辞修初颇不以然，继乃颔其首……”，11月12日，有一个何姓知交，与陈布雷长谈，陈布雷记：“……无所不说，最后谈及人生观与处世哲学及伦理观念……余曰：‘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陈布雷在12月12日记：“……午后……忽接果夫先生电话云西安有兵变……心急不安……始知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而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如此奇变，真出乎意料之外，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与共，此心何以自安……”，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为重大失职，益感难过，遂不复能下咽……”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作短笺问介公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并与夫人孔先生谈……”之后，几乎每天去见宋美龄，12月16日记：“……忧愤悲痛，焦思无策，至六时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也不能食……”12月19日记：“……闻蒋夫人将飞洛阳，即往孔宅访之、旋至机场则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由子文先飞陕，遂送子文上机，郑重握手而别，二时卅分归寓，慨念时局忧心忡忡……四时天下雪，渐大，往佛海家与井塘、茂如、君强诸兄谈时局，五时卅分归，蒋夫人约往谈，多愤慨语，极力释慰之……”这里的宋美龄多愤慨语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2月22日宋美龄飞陕，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闻蒋夫人今日决赴西安，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十时至通济门外机场送行，同行者子文、铭三诸君，雨农亦西行……十一时视机起飞后乃归，感痛泪下……”12月26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即往通济门外机场迎委员长，此时已下机，向余点首，嘱即至公馆相谈，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见其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余趋前握手，几乎泪下，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12月27日日记：“八时卅分到军委会侍从室两次入见委员长承命发粤川各一电……晚餐后……又闻蒋介卿先生今午逝世，与蒋夫人商不令委员长知之……”连日来，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承办各事，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卿死了之事也敢暂不告蒋介石，可见蒋陈之间关系之密切。1937年1月蒋介石去溪口养伤，带着陈布雷去，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交给陈布雷看，例如1月7日日记中：“夜续阅委员长蒙难期内日记不觉夜深，摘记其每日自省自厉之格言于下：(十二日)成仁取义；(十三日)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十四日)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能无负；(十五日)以至暂至轻之痛苦，得永久之胜利；(十六日)人生几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十七日)读圣贤书，受圣明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十八日)临难毋苟免，庶不愧为黄帝子孙；(十九日)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二十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二十一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二十二日)其为气也，取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今人奇怪者，陈布雷录蒋介石“蒙难”之经过，日记中已记明“录毕觉张(注：学良)之轻忽，杨(注：虎城)之阴狠……”1月14日日记中还记上蒋介石招子文、张学良、陈布雷等同餐，“余与之(注：对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何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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