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削藩行动怎样呢？也很著名，不过不是因失败著名，而是因成功削藩而著名。对比三起削藩行动，康熙的胜利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晁错论》，指出了汉景帝削藩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但是，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是选错了削藩的人；三是选错了削藩的方法。他认为要想使此事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在削藩时间上，无论是汉景帝还是明惠帝，都是在即位不久提出的，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新君”即位。他们都想好好放把火烧烧，以壮君威，藩镇割据的危害又是那么的刺眼，再加上谋臣在旁边的阿谀奉承，更觉老子天下第一，削你个破藩王有何难？于是脑瓜一热，大笔一挥：削藩。
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末句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句话送给上面两位仁兄最合适，为什么？传说鹧鸪的鸣声似乎在说“行不得也哥哥”，咋就行不得呢？因为新君上任，站脚未稳，政治基础不扎实，削藩引起的激烈反抗会对他们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
再来看看康熙是怎么办的。对于三藩问题，在十四岁亲政时，颇有心计的康熙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真正执政后，更是立即提上日程，将这件事书到柱子上作为“柱右铭”，时时提醒自己，因此，到１６７３年削藩时，看似康熙才执政四年，实际上已筹备了四年以上，可谓成竹在胸。而且此时，经过康熙四年的治理，清廷上下也大有改善，虽然此前也对三藩的权力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没有触动他们的根本，三藩依然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经济、政治的发展，如若让他们继续壮大，治理起来会更困难。就在康熙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机会却自动送上门来。
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留守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机会，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退休，但以“藩王见存，子无承袭”的律例，否定了尚之信继承爵位。这就等于说我要削你的“藩”。吴、耿二藩立刻上书试探虚实。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人”，果断下令三藩齐撤。在时间与机会的把握上，康熙做得相当到位。当初晁错主张削藩时也曾提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口号，但却忽略了削藩时机的把握。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选错了削藩时间。
在用人上，汉景帝选择的是提出削藩口号的晁错。然而晁错此人，若论见识，确实超出了一般的大臣，但晁错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一方面孤僻强硬，缺乏与朝中大臣的沟通，遭到很多官员的反对。另一方面，当七国叛乱，大军压境时，反倒提出让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都城的建议，这一举措又惹恼了景帝。诸侯王造反均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起兵，而很多大臣主张杀晁错安抚诸王，景帝也就顺水推舟牺牲了晁错。明朝朱棣面对削藩，也是打着类似“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兴兵的。明惠帝的手下人才“寂寂”——能臣强将都被朱元璋杀光了，不败才怪呢！
而康熙呢，撤藩的决定是他深思熟虑，筹备许久后作出的，不是大臣们撺掇的，甚至有些亲信重臣如索额图等反对三藩并撤，康熙是力排众议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因此这个政策也是贯穿始终的，不会因此轻易改变。当初，七王叛乱，慌了手脚的汉景帝听了众臣的建议杀死提出削藩的晁错，以换取众王罢兵，结果如意算盘打空了。当吴三桂叛乱伊始，索额图等人也建议将坚持撤藩的人处死，康熙对此的态度是斥责！这就稳住了朝中坚持撤藩的众臣，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地准备撤藩的相关事宜。这正是康熙的高明之处。
在削藩采取的方法上，汉景帝频频出击，抓住机会就削藩，而且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达到目的，完全没有料到众藩王会联合造反。由于对形势发展预料严重不足，以致慌了手脚，幸亏朝内大将济济，不然，如果像明惠帝那样“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景帝可能也被七王给“削”了。
康熙则不同，提前的思考与筹备让他“知其当然”，他知道最坏的结果就是用武力解决。但如果能不战就解决问题更好。所以首先，他是先礼后兵，撤藩只是对你的试探，如果你接受，正合我意，撤藩的准备工作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自有人为你善后；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只能起兵造反，我也有了动用武力的理由。
其次，康熙发兵不忘先造势，处死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附吴应雄及其子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绝群臣之望”，“激励三军之心”。在战略安排上，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等重镇，一方面保卫江南富庶之地，一方面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既相互呼应，又将叛军分割开来。在战术上，正面派主力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同时，“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如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招降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对投降的叛军“悉赦以往，不复究治”，“恩养安插”，彻底孤立了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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