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叟宴不是康熙自我邀功举办的，而是群众贺寿引起的。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六旬华诞，各省百姓及退休官员纷纷赶来京师祝寿皇帝寿辰。康熙一向主张各种庆典不事铺张，一切从简，但被臣民的赤诚而感动，下谕“今岁天下老人为朕六旬大庆，皆从数千里匍匐而来，如何令其空归？欲赐伊等筵宴，然后遣回”。于是便在畅春园宴请诸位老人，诸皇子率皇孙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亲执爵觞为老人倒茶，并颁发礼物，以答谢臣民对他的爱戴，并彰显“养老尊贤之至意”，以此进行社会教化。此次宴会行动，也显示了康熙的自豪之情。
康熙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在位六十一年，他文治武功样样出色，武功方面，他剿抚并用，为中国开拓了广袤的疆土，此时的领土，几乎是从明王朝承袭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被柏杨先生称为“第三个黄金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文治方面，他尊孔重道，笼络人才，治河防汛，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显盛世繁华。可谓是施武略四海归心，展文韬盛世似锦。
前面提到，康熙在宫中柱子上写下三件事，第一件是三藩，第二件是河务，第三件是漕运。河务和漕运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即治河。因此，三藩平定后，康熙重点抓的就是治河。他亲自派侍卫赴黄河而上，一直到黄河源头星宿海，往返行程两万里，绘制了黄河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过实际踏勘绘制成的黄河图。这样把黄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治理起来才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治河的目的，一是防止洪水泛滥，二是发展水利，以利农业。为使百姓生活安定，康熙在农业治理上，一方面调整政策，减轻徭役，另一方面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加农业收成，同时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方面发展经济。临洮、巩昌等地多水草，当地百姓效仿蒙古牧养，虽不可耕种，但亦可维持生计。康熙在张家口、保安、古北口巡行时看到人们开渠引水浇田，有所感悟，遂将宁夏等地“取能引水者数人”，派到多旱的蒙古地区传授技术。敖汉、奈曼盛产谷米，兴安等处的百姓就近贩卖，“均有裨益”。
康熙还积极推进农业经营方式朝着商品化方向转变，如此一来，市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江浙为例，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业发达是构成江南商品经济的重要因素，棉市的兴衰决定了市镇本身的繁荣与否。明清两代仅松江、太仓两地先后兴起的棉业市镇即达四十余个，其中不少在清初保持着繁荣景况，枫泾镇、洙泾镇、新泾镇等都是如此。江苏苏州府和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府是明清时代蚕桑业基地，因丝织而兴起的市镇有二十多个，其中多是康熙年间发展起来的，也有的市镇明代已经形成，至康熙朝更趋繁华，如南浔、盛泽等镇即是。浙江乌程县南浔镇“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船辐辏”。从市镇总数和市镇居民人数的增长来看，松江府正德年间有４４个市镇，康熙年间已增至７９个。许多市镇是由乡村聚落快速发展成为地方贸易中心，并且往往成为拥有数千以至上万户人口的大市镇。
农业的这种商业化经营，无形中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加之康熙采取恤商政策，商业、手工业在康熙中后期也蓬勃发展起来。传统丝织业中心苏州，在康熙初期“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祭”，“机工星散，机户凋零”。到康熙中期，苏州已经面貌一新，“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闾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汉口“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有一首诗言当时丝市之盛：“初过小满梅正黄，市头丝肆咸开张。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区区浔地虽褊小，客船大贾来行商。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即使在边远地区的东北宁古塔亦“商贾大集”，“街肆充溢”，“货物商贾络绎不绝”。
商业、贸易的发展，吸引了西方商人，他们的涌入也促进了西方科技的传入。康熙时期尚未实行海禁，西方科技随着商人和传教士的涌入逐渐进入中国，并取得长足发展。康熙对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带头钻研学习，由此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一股学习西学的新风气。在这一时期，天文、地理、数学尤为突出。在康熙时期，著名的数学家有梅文鼎、陈厚耀、何国宗、年希尧、明安图等。康熙采纳陈厚耀的建议，组织编纂了《数理精蕴》。这本书基本上吸收了当时所知的全部数学成就，是对中西初等数学的一个全面总结。在天文方面，朝廷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颁用时宪历。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传统法数，而采用西洋天文学体系并按照中国民用历体例编成历法，作为官方历法首次发生体系变化。此外，它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气注历，以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运行位置决定节气时刻的历法。我国地理学融合西方一些进步因素，在诸如地图、测量、自然地理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康熙字典》代表了编纂书籍的最高成就，《聊斋志异》、《桃花扇》、《长生殿》等作品也初显盛世文学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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