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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风云_邢群麟/许长荣【完结】(47)

  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各级官员只能是进一步加强搜刮民脂民膏,又由于康熙时期曾实行“盛世添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社会人口激增,土地却没有相应增加,百姓的生活只能是更加困苦。龚自珍曾对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做了深入、形象的描写:“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獗,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悉暇问年岁!”还有实例,乾隆四十九年,直隶全省耕地总面积为677806顷,而怀柔县大地主郝氏一家就有“膏腴万顷”,这是什么概念?

  土地大部分集中到了地主手中,农民只好租种地主家的地,但有些地方的地租率竟然达到了产量的50%,也就是说,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一半收入要送给地主,而自己的那一半还要缴纳政府规定的各种苛捐杂税,其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情况,乾隆帝并非一无所知,乾隆五十五年,礼部侍郎尹壮图就曾上书,希望乾隆帝整顿吏治,不料如此忠谏却惹得龙颜大怒,尹壮图落得个降职的处分。有此前车之鉴,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在乾隆面前说任何关于大清国不好的话了,官员都本着“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因循苟且,谗上欺下,实在是国家最大的灾难。

  范文澜先生指出:“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实际情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叹,而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的兴起,乾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的确,在嘉庆帝刚刚登上大位四个月的时候,一场历时九年、席卷五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虽然这场起义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揭开了大清朝华丽外衣下的累累伤疤,为这个朝代的覆亡奏响了序曲。自此,曾经鼎盛一时的大清帝国开始一步步滑向灾难的深渊。

  东西方发展的龟兔之别

  正当大清朝还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升平世界中醉生梦死时,一直被他们视为《国富论》“外夷小国”的欧美国家却在厉行改革,并提前进入了工业社会。许倬云先生在其所著《万古江河》中谈道:“19世纪前半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蒙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几乎遭遇灭顶之灾?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两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变化都有哪些?首先是荷兰的若干贸易公司组成了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海上贸易,并由荷兰政府授予海外活动的权利;后来英国也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并由英国女王授予海外开拓的权利,在亚当·斯密的指导下,三百年后的英国成为势力雄厚的“日不落帝国”。与此同时,亚洲的三个古老帝国除中国外,莫卧儿帝国和奥图曼帝国先后被瓦解,麻木的大清朝却依然在沉睡中,丝毫没有惊醒的迹象。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英属十三处殖民地打响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枪声;11年后(乾隆五十二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并快速向世界强国成长;两年后(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吹响号角,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普鲁士帝国(即今德国)经过一系列改革也已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可悲的是,乾隆与嘉庆两位皇帝竟然对这些巨变毫无察觉,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普鲁士帝国这样一个国家,直到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写成,中国才有所察觉。就这样,清朝在麻木的幸福感中一步步走向了绝路,却浑然不觉。

  那这段时间清朝在做什么?乾隆六十年的时候,举行了一场由八十岁以后老人参加的科举考试,各省共报了116个人,年龄最大的有一百多岁。坚持到最后的有92个人,年龄最大的已经有90多岁。最后,这92个人都被封了不同的官职。阎崇年先生认为,这是乾隆在借“兴文尊老”之名,行“粉饰太平”之实,这也是一种乾隆盛世下危机的一种表现。想想看,90多岁的老人即使为官,他还能做什么?这件事与乾隆退位大典时宴请老人是一样的目的,只是这个科举考试的事做得更加过分。这种情况也难怪许倬云先生说:“19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评价由赞美变为轻视。”没有理由不轻视,在西方世界在讲民主、讲人权的时候,清政府还在禁闭大门考八股文。这时候再想到康熙皇帝的那句话:“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真是一语成瀣。

  其实,世界曾向中国敞开过大门,但被我们骄傲的大清皇帝拒绝了。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就派了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来通商。就在乾隆帝要接见他们的时候,出现了“礼仪之争”,乾隆帝还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在要求马戛尔尼。当马戛尔尼表达出此行的目的,乾隆帝一听要在北京设通商代表更是大怒,下令立即驱逐,还说:“我天朝上国,物资丰盈,没有必要与你们互通有无。”本来一次很好的对外沟通的机会,就这么失去了。到嘉庆帝时期,英国使臣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同样是因为“礼仪之争”,最后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嘉庆根本不知道,这时候他眼中的“罪尔小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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