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
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
书1，第一五二页）。
埃斯皮说，在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下牺牲的“便衣兵”和普通老百姓，总数达二万人以上，但金陵大学教授贝茨认为，其牺牲的人数达四万，增加了一倍。在处理遗弃尸体时证实，在南京城内外近四万非武装人员遭受杀害，其中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便衣兵” （前引书2，第四十七页）。贝茨教授提出四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恰当，将在第6节（第一八四页以后）加以研究。
※ ※ ※
这种搜捕便衣兵并进行杀害的情况， 乔治·菲奇（Georse A. Fitch）——以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身份驻于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词（检证一九四七）中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在我们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五页）
不仅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人被当作“便衣兵”，而且有谁在晒得黑黑的脸上露出白的额角，也会被视为戴过军帽的证据。因而许多无辜的工人和苦力被判断为“便衣兵”，不幸遭到了集体屠杀。许多“便衣兵”像是混入在安全区内，贝茨博士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说：“由于日本军的军官估计，在市区内也有许多士兵，因而安全地带的问题也严重了。由于在市区内未能发现这些士兵，那些军官就认为这些士兵隐藏在安全地带，而我们应负隐藏他们的责任。在这种假定之下，三天内，日本军的军官以及下士官天天侵入安全地带，企图在中国难民中发现这些士兵，并把他们强行带走。这些军官通常总是在安全地带内的某地区或某一难民收容所中，要身强力壮的男子全都排列在一起，一个个地进行检查，凡发现手中有持枪的老茧或头上留着戴过帽子的一圈印子者，均强行将他们带走。”（《远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为了彻底搜查出这种“便衣兵”，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日本军对全南京的市民进行了登记。据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宪兵司令贴出的布告说，进行市民登记是“向所有难民和市民发给通行证，这完全是为了居住和工作上的方便”（前引书及第一三七页）。其实，这也是搜捕散兵的一种手段。当时负责南京城内警备工作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手记——《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写着：“十二月二十二日，命令城内肃清委员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十二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查问工作开始”（《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市民登记时是经过“查问”的。通过查问，一般无辜市民受牵连的危险性很大，因此，他们对日本军的这一手段感到极度不安。 大概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他在信中这样说：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幸而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登记工作继续
进行，效率极低。人们一点也不却道去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面才好。而
且有许多难晨被当作散兵强行带走。妇女和老人前来向我们跪拜哭泣，恳
求我们帮助找回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交涉了两三次，情况较好，但军方对
我们的干预表示愤慨（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
金陵大学——收容三万余难民——的贝茨博士，曾就当时按内进行市民登记时采用阴谋手段使“便衣兵”自首并对他们予以屠杀的情况，报告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贝茨博士的手记收录在国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南京
安全区档案》中，但后者未写明是十二月二十日。由于登记是从十二月二
十四日开始的，所以这个日期有误），登记从主要收容妇女的收容所里开
始进行。军部当局又对这里少数男子中居住在图书馆新馆里的两千名以上
男子进行了登记。 大约有三千名男子集中在史威斯堂（Swazey Hall）下
面的网球场上，其中有两、三百人（马吉牧师（？）说是有二百四十人〕
响应了三十分钟的演说，走上前去。这种演说的目的是要“以前当过兵的
或接受强制劳动的人，一律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自首，就可以保生生命，
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觉察就枪决”。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通过中
国人所作的短短的演说，这几句话反覆了好几遍。这些中国人尽量想把许
多被认为原来当过兵或不幸被误认为是原来当过兵的同胞从处决的命运中
拯救出来。 大学里的许多中国职员、H·L·桑纳、查尔斯·H·里格斯和
我自己把这些演说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些中国人认为，去自首的人中，有
的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是误解了强制劳动这几个字。确实，他们中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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