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
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
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
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
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
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
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
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
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
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
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
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
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
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
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
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
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
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
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
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
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
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
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
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
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
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
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
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
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
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
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
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
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
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
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
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
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
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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