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
《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
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
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
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
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
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
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
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
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
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
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
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
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
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
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
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
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
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
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
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
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
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
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
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
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
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
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
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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