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主观意志」 VS 「客观规律」
他这番话说得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因为这正是我采用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所写的书，我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史」——那也就是，从千年不变的「传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八四二年）忽然开始「十年一变」，渐次变成个「现代中国」来。就说西南地区罢，从陆荣廷变到李宗仁，前者便是个旧式的军阀，后者则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训练的革命军人，所以前者便被后者取代了。
东北情形，亦复如此。上一代的旧式军阀，被下一代的革命军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东北，则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则是大致相同的，这种历史自动「转型」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敌不过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吧。
女大十八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上面这一段谬论，也可说是我个人治中国现代史，数十年观察所累积的，私家的「历史哲学」吧。平时不敢乱事宣扬，只在自己论史的著作和课堂里偶尔提提罢了，史学界不同意的专家们，在读后大摇其头的，多着呢。想不到我这番谬论，竟被张少帅所看中，也算是个难得的知音吧。
拿笔杆和拿枪杆的区别
他又强调，他目前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执笔人了。画龙点睛，真使我受宠若惊。刘绍唐原先也就猜出张公找我的目的，并一再「预约」，由他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张公虽然说得很诚恳，也很轻松。但他这一要求，对我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老实说《李宗仁回忆录》这部书，可把我整惨了。它几乎把我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专文纪录我受难的经过（见中文版李传诸近版序言）。俗语说「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目前这条大「草绳」，真使我心惊胆怕，其牵涉之广，问题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当其冲的过来人不知也。
就以最简单的一项来说吧，这部中英两文，上百万言的巨著，非执笔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总之，他二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尤其是传主，像李宗仁和张学良，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可是一旦误入学术界，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张学良，这种做了一辈子总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转头来，让别人指挥他，尤其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来指挥他，接受以「笔杆来指挥枪杆」这个现实，其受委屈之心，终日仿徨不服的惨状，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枪杆的人，如果未受过严格训练，是要打败仗的。拿笔杆子的人亦然也。他们如未经严格训练，而乱拿笔杆，其结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话的。张少帅后来，终于以拿枪杆方式，来拿笔杆，而出了天大笑话，也是必然的后果而已。言之可叹。
完善计划为成功之母
但是在张少帅见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说这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只反复地解释，工程如何之大，困难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纪也大了，负担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发现，此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侧重在工作方面，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国或美国寻觅一个第一流大学作赞助机关，另外还要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至少十万美元以上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聘请合适的、精通中英双语的历史研究员，并组织个内行专家的赞助机构，来加以赞助和监督，而限期完成之。但是这项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行道的老祖宗，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语，没有汉语的《顾维钧回忆录》，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胡适等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就被冷落了。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谈，但是他们都是制造历史的要人。没有他们真实的传记史料，一部民国史是写不下去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为此敦请过他们，不幸他们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了。至于困难在何处，那就说来话长，且举三两个小例子，以见其余。
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
其中尤其是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的陈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湾当权派放逐到美洲来，开鸡场作难民，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盛时的功业，和败后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来，不吐不快。陈氏因而应约在哥大口述历史学部，盘桓了好几年，说尽了他的一党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后还是一张白纸。陈曾到哥大亲自来吵闹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后他才另起炉灶，自己执笔，从头来过，这部后来在台北完成的书，就是另一部书了。他曾把这一手稿交与我，要我审评并译成英文。我知难婉拒，并介绍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劳。这便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了。但这部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与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两部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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