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李 ：《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
(89)《清世祖实录》卷四。
(90)同上。
(91)按：山海关是东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92)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93)威远台遗址尚在，称作“威远城”，距山海关城极近，大约不过二三里。威远台建造在欢喜岭上，所谓欢喜岭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条小丘陵。当地人士说，明时官军返自辽东，行至该岭则关门近在眼前，心中欢喜，故名。
(94)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清世祖实录》卷四。
(96)李粹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加上吴三桂的军队双方兵力悬殊更大。
(97)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
(9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99)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四月二十七日，“驱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门外，毁撤沿河诸房及城外四面羊马墙，云:‘向攻城时借此墙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说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马墙，“余脱身而走。”这证明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确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按传统规矩都是由皇帝颁诏天下宣告即位，诏书的后面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顺政权却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发敕书一道，这些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101)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所引塘报。
(102)聋道人:《遇变纪略》。
(103)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104)同上。
(105)同上。
(106)《清世祖实录》卷五记：五月初八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追击流寇于庆都县，大获其辎重。”另参看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三，《历代政绩》；《国榷》卷一○一。按，《国榷》记双方作战地点为定州北十里清水铺，据清实录和《庆都县志》，这一战役是在望都县境进行的．又《国榷》记大顺军有“大帅三人”被清军俘虏，恐不可靠。
(107)《清世祖实录》卷五记：“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另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谭奉、准塔、哈宁噶传。
(108)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10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110)《清世祖实录》卷五。
(111)《清世祖实录》卷四。
(112)聋道人：《燕都志变》（即《遇变纪略》）。
(113)《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七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云：“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14)《燕都志变》。
(115)同上。
第十三章 大顺政权的失败
第一节 明朝官绅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失败和被迫放弃北京，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农民军自从崇祯十四年以来几乎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现在却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气难免受影响。清方旗开得胜，一举拿下了北京，迈出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进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兴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于大顺军后方的兵员尚多，活动余地仍然很大；清军战斗力虽然比较强，毕竟受到满族人口稀少的限制。因此，在大顺和清争夺天下的抗衡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却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动向。
汉族地主中的许多人，大约从崇祯十六年冬开始，已经看出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前景。他们在这场社会大动荡当中仓皇四顾，迫切地寻求新的保护者，见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日东升，兵锋所至，风卷残云，很自然地便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大顺政权。这也是李自成起义军进潼关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个黄河流域数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汉族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地主阶级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一个政权的政策总是要维护某些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一些阶级、阶层利益的。大顺政权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它的财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上维护着农民（可能还有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给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最有权势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崇祯十六年初在襄阳建立政权时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坚持了保护贫苦群众利益的农民革命立场，决定继续执行暂时（即计划在三年之内）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这样，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从现有史料来看．李自成虽然早在河南时就提出过“贪污吏籍其家以赏军”的口号，但追赃助饷作为一项政策，是在大顺军进占西安以后才正式形成并且广泛实行的。这以后，随着大顺政权管辖地区的扩展，遂普遍推行于陕西、山西、河北、京师、山东、河南等地。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他们不仅象割却心头肉似的被迫缴出贪污盘剥所得的钱财，而且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僚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严酷的事实使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贴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即所谓“人人饮恨，未及发也”⑴。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绅，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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