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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_顾诚【完结】(122)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从洪武年间起,朱椿的后代即凭借政治势力,霸占了跨府连县的腴田沃土,积攒起惊人的财货,过着骄奢淫佚的糜烂生活。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个王庄,“王膳”一天由一个王庄供应,一年之间才轮换一遍,“故富无与比”⒃。到万历年时,王府庄田已经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个州县土地的十分之七,还不包括蜀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的禄米、杂项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听说京师失守、崇祯自尽,竟然异想天开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员的支持,先就监国之位,然后黄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远为理由坚决反对,其他一些官员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梦做不成,大为恼怒。当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川时,地方官感到形势严重,曾请求蜀王出钱募兵。朱致澍怀恨在心,又舍不得出钱,皱起眉头说:“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⒄。等到大西军攻破重庆,瑞王被杀的消息传来,朱至澍才慌了手脚,打算带着宫眷财宝逃往云南。地方官耽心会引起人心涣散,不让他走。朱至澍无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人给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经晚了,“应募率皆游手无赖,方授兵登陴,各怀镪超堞而去”⒅。

  六,七月间,正当大西军由重庆向成都推进的时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黎玉田⒆、怀仁伯马科⒇统兵一万从汉中入川。当时,李自成已经败回西安,明知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进川。尽管李自成的遣军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员,是在北京期间决定的,这时对付清军已感到力量不足本应立即撤回入川军队,加意同张献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目前说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马科所统大顺军进入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县)。

  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面临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21)惶惶不可终日。八月初五日,大西军到达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入(2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抚龙之光、总兵刘佳胤投水自杀。巡按刘之勃被活捉,张献忠劝他投降,他却顽固不化,被处死。献忠封蜀世子为太平公,不久也杀掉。

  占领成都以后,张献忠派出大将分别领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县和各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23)。邛州的生员听说大西军占领了省城,自动聚集群众“伐鼓大噪,索印款贼”(24)。在很短的时间里,除了遵义(今属贵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区便大都处于大西政权的管辖之下了。

  第二节 张献忠在四川建国

  大西军初进四川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25)。不久传来了大顺军被清军击败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马科统兵入川,又直接触犯了张献忠的利益,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将,继而亲统大军来到川北,一举击败马科部,把大顺军赶回陕西。张献忠为了纪念这个胜利,把绵州改为得胜州,派设了地方官员和镇守将领。川北一仗标志着张献忠同李自成两大农民军公开决裂。李自成在抗击清兵尚且自顾不暇的时候,派出军队去同张献忠争夺四川,尽管他的部队收取的是大西军尚未到达的明政府管辖州县,毕竟有伤和气。但是,张献忠却走得更远。他在绵州取胜之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于十一月间派出军队进攻大顺政权管辖的陕西汉中府。结果被大顺军汉中守将贺珍击败(26)。在全国形势由于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而日益恶化的时候,大西军和大顺军却兵戎相见,其对双方的影响都是相当不利的。汉中之战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大顺军就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放弃陕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张献忠的支援,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便正式建立政权,初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年号为大顺(27)。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邸为宫殿。其立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设立官职,开科取士

  朝廷设立丞相、六部尚书等官职。以汪兆龄为左丞相,严锡命(四川绵州人)为右丞相,政事多裁决于汪兆龄。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28),吴继善为礼部尚书(不久处死,以江鼎镇代替),龚完敬为兵部尚书(29),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

  值得注意的是,张献忠入川初期,很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材。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个四川人士,六部尚书中王应龙是延安工匠出身,跟随张献忠多年的老战士;胡默和李时英是在湖北参加张献忠起义军的知识分子,共过患难,让他们掌握用人和刑杀大权比较放心,此外的三部尚书(同丞相一样各占一半)都是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川北巡抚也由四川广元人吴宇英担任(30)。

  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张献忠在四道各设学官一人,开科取士。命令各州县起送士人参加科举,规定若有父兄阻挡子弟赴试,要受到严厉惩罚。从当时人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心怀疑惧者固不乏人,但多数还是抱有善意或者热中功名的,故参加大西政权科举的人相当踊跃。考试方法改八股为策论。张献忠亲自写了一篇《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31),颁发学宫,供士子学习。考试及格的人由吏部分别授官。大西政权的科举制度,包括了笼络士子和加意防范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尽量用功名争取士子,虽然当时管辖范围不到一省,科举却分为入学、中举、进士三级。一六四五年科试之后不久,“又以为不得真才,仍复设科,是一年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32)。另一方面又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33)。这些措施,实质上反映了大西政权对地主阶级既争取,又控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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