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西军领导人的麻痹轻故，也是导致兵败国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各支起义军由于力量远逊于官军，为了达到保存自己、相机出击的目地，一直非常注意侦探敌情，避免行动的盲目性和遭受官军的猝然袭击。这个优良的传统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的是，张献忠（李自成也有类似情况）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官军占了压倒的优势以后，就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突出地表现为麻痹轻敌，不再兢兢业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了。张献忠、李自成的突然牺牲，都不是由于兵力削弱到连自己的领袖人物都保卫不了。相反，他们在牺牲时都还掌握着几十万大军。只是由于麻痹大意，情况不明时硬充好汉，卒致以身予敌。这种无独有偶的悲剧，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
注释
⑴欧阳直:《蜀乱》。
⑵摇黄十三家的首领，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完全一致，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的《荒书》和李馥荣的《滟滪囊》卷一《摇天动黄龙寇巴蜀》。《滟滪囊》把行十万呼九思写作“邢十万扈九思”，《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曾经被掠入行十万营内，说他“绰号行十万”，当可信。又，《滟滪囊》卷一尚记有夺食王王友进。
⑶《国榷》卷一○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记。
⑷费密：《荒书》。
⑸李蕃：《雅安追记》。
⑹费密：《荒书》。
⑺李蕃：《雅安追记》。
⑻马守应原来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带地方。罗贺事件发生后，他同李自成的关系恶化。李自成主力入陕以后，马守应统兵“下袭江陵”，迫使自成派驻荆州的守将任光荣，防御使孟长庚退走，遂据有荆州。十二月，张献忠来到荆州，“自称西王，诡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职”，“而所谓马回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腹矣。”马部随大西军入川后，任光荣、孟长庚回到荆州，恢复了当地的大顺政权。见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备遗》。
⑼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⑽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顿三个月的原因，《绥寇纪略》卷一○说，是“水涨，不得上，留屯者三阅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西军入川为正、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浅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域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我作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卷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卷十一，《事变志?灾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也说，“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
⑾同治《涪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卷六，《兵燹》。
⑿李馥荣：《滟滪囊》卷二。
⒀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⒁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城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佥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三。
⒂瑞王朱常浩原封在陕西汉中府，李自成起义军入陕时，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庆府。
⒃乾隆八年《双流县志》卷四，《外纪》。
⒄《纪事略》，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纪事》。
⒅杨鸿基:《蜀难纪实》。
⒆黎玉田原是明朝辽东巡抚，大约和吴三桂同时投降大顺政权，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
⒇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投降大顺军后被封为怀仁伯。
(21)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22)《蜀难叙略》记八月初五日大西军抵成都。《纪事略》说八月初六日大西军用火药崩塌城墙，占领成都，所记时日有误。据《国榷》卷一○三载，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报说，大西军“八月初五日围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说攻克成都的日期为八月初九日。
(23)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八，纪二，《纪年》二。
(24)《蜀难叙略》。
(25)同上。
(26)《纪事略》等书把大西军的进兵汉中，说成是李定国未取得献忠同意的擅自行动，甚至说献忠“恨定国挑衅”。据《蜀难叙略》记载，大西政权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门征运粮人夫，乘有事汉中也”。这显然不是一个前方将领所能决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记载，顺治元年张献忠“入寇汉中”，二年“还据广元，于葭萌山下修御营”（卷八，《兵事》附）。看来，汉中之战是张献忠亲自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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