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绥寇纪略》卷一○，记张献忠曾经“声言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似乎是针对土司而言。《纪事略》说大西军占领成都后，汪兆龄曾条陈治安之策，其中“治蜀民之策”内有“定赋税各项事宜”；后面又说孙可望建议“轻徭薄赋，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马元利部将后来还说，“蜀川千百万生灵，輓粮输赋，供给三载，未见负嵎梗化。”好象大西政权在四川期间一直实施了赋税制度。但是，《纪事略》这本书多有夸诞不实之处，所言未必可信。此事尚待深入研究。
(42)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曾叙述当地农民不愿意下秧，他归之于“懒惰”。不过他没有解释四川的农民历来非常勤快，为什么这时突然变得懒惰起来。真正的原因，是大西军随意打粮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农民无心从事生产。
(43)嘉庆十八年《什邡县志》卷三八，《人物》。
(44)《蜀难叙略》。
(45)《雅安追记》。
(46)至今见于文献和实物的大顺通宝有两种，一种背面无字，略小；另一种背面孔穿下有“工”字，略大。
(47)见丁福保撰《古钱大辞典》下编补遗五一九页，图版上编补遗四一一页，拾遗上编图版第八页；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所附图版，也有西王赏功铜币拓片。这种赏功钱至今只发现于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还没有见到发现的报导。钱上用“西王”二字，推测当在入川初期铸造。
(48)《五马先生纪年》。
(49)《圣教入川记》，本节内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出自此书。
(50)《圣教入川记》记载了三件仪器的情况:“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与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俱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瞭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实为当时特出之物。”
(51)《圣教入川记》。《绥寇纪略》卷一○等书说，献忠“聘井研陈氏(明末大学士陈演之女)为伪后，封其兄为国戚。不十日，陈赐死，兄及两尚书皆极刑。”
(52)清陈祥裔耦渔辑:《蜀都碎事》卷三。
(53)乾隆《新繁县志》卷十一，《兵燹》。
(54)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四。
(55)《圣教入川记》。
(56)《雅安追记》。
(57)《圣教入川记》。
(58)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及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所附图片及释文。
(59)沈荀蔚:《蜀难叙略》。按，对明朝仕宦，初期主要是征聘他们出任官职。“皆杀之”一语不确，但杀了一部分（包括授职的某些人员）则是事实。
(60)杨鸿基：《蜀难纪事》，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61)黎遂球：《莲须阁集》卷三，《中兴十事书》。
(62)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国榷》卷一○三记甲申十二月弘光朝廷再谕：“督师大学士王应熊：蜀将悉听调遣，文武官吏、汉土兵惟卿用之。”
(63)《蜀难纪实》。
(64)《国榷》卷一○四。
(65)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
(66)《滟滪囊》卷三。
(67)《蜀难纪实》。
(68)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卷二六，《贼盗?张献忠》。
(69)雅州由于混入大西政权的地主分子郝孟旋密图反水，伪造了张献忠的诏书，把起送在途的本州生员全部追回，雅州生员因此逃脱了这次屠杀。见李蕃《雅安追记》。又，乾隆四年《雅安府志》也记载：“是年（一六四五年）献忠檄蜀士子尽赴省试，违者以军法论，监军郝孟旋矫献忠诏曰：‘雅系边地，承平时自专心文墨，今羌夷不时窃发，久已弃诗书而事干橹矣。宾兴之典，宜俟异日。’时蜀士赴试被歼无遗，独雅安诸生获免。”(卷一○，《勘乱》)
(70)某些史籍记作青羊宫事件。如李馥荣《滟滪囊》记:“八月，届期至者五千余人，尽杀于青羊宫侧。”《蜀碧》中说，欧阳直是当时被起送到成都参加“特科”的士子之一，由于年令较小，免于被杀，发到大西军营内帮办文书。他在所著《蜀乱》一书里，记载各地士子集中的地点是大慈寺。特科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如道光八年《新津县志》，记该县生员蓝炜奉调参加特科，“十一月初十日，同多士死于东门外”（卷三三，《忠节》）。康熙年间西充县人李昭治所作《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杀绅士，自进士以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见康熙《西充县志》卷一○，《艺文》上)
(71) “除城尽剿”，在当时四川人士的记载中是常见的，有的还根据亲身见闻叙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记叙的可靠性。
(72)详见后文。
(73)毛奇龄：《后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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