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宁县有李刀三领导的奴变，“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称。乘间煽诸毒怨于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搆兵其间，势汹汹。”(68)
广东的奴变称为“社贼”，“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止。”(69)
奴仆们在自发的斗争中，还清算了主子的罪恶。这点在有关金坛奴变的记载中，叙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于主，则曰：‘吾受汝扈若干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请偿棒。’则掣神签以数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则曰：‘若棒我时，何为不知痛也？某日，汝锥我，请偿锥。’曰：‘痛乎？’其主大号。则曰：“若既知痛，向何为锥我也？”……有一绅，性严正，独留城。诸奴絙其项，徇于市，令大叫曰：‘为主慎无若我之谿刻也。’不叫，则棘鞭竞鞭之。是绅老，几毙。有数诸生不胜楚挞，亦几毙。”(70)
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风声影响下，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71)这段话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对于认识明末的江南奴变，以至于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江南的奴变是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爆发的，也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清初仍然此伏彼起一样，南方的奴变也延续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经趁改朝换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们显然错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于它的汉族官绅地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变都是在清政府同当地豪绅勾结下遭到镇压的。例如，金坛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将为首数人捕去，“截其鼻，悬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遂斩之。众乃大服。”(72)安徽黟县的奴变先后坚持了两年，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之后，“邑之士大，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狥。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73)又如江苏太仓州的奴变，也是在当地士绅控告之后，清政府“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74)在奴变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后，一位官绅不无得意地评论道：“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75)他套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论证主仆之义将与天地同休。这正好说明了农民的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不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农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注释
⑴李天根《爝火录》卷一○记：“弘光既失国，时人咸恨不立潞王。太常少卿张希夏语大理寺丞李清曰：‘吾尝奉敕奖谕潞王，亦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也。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大理少卿沈因培常曰：‘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人是其言。”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潞王朱常淓曾在杭州监国，为时不过几天就投降了清朝。可见，所谓“立贤”，不过是南京官场派别斗争中的借口。
⑵见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石匮书后集》卷二四，《史可法列传》。陈贞慧在《过江七事》中说，史可法和马士英开初定议拥立桂王，不久马士英变挂，改拥福王。
⑶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四。
⑷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条。
⑸同上。
⑹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
⑺姚廷遴：《历年记》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清代日记汇抄》第五五页。应廷吉：《青燐屑》卷上记：“南都人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⑻引自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二。夏完淳《续幸存录》作：“京师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纪》卷三作，“尔来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职方地下走’之谣。”
⑼陈贞慧：《过江七事》。
⑽《国榷》卷一○一。
⑾史可法：《请遣北使疏》，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⑿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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