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克宜阳、永宁、卢氏、偃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的过程中，不仅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也使大批新参加义军的战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战训练。义军在豫西的发展，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居住在洛阳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给福王的一封信里对形势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处处土贼盘据，加以流贼数万阴相结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又六日之内，连破宜阳、永宁二县。贼势汹涌，窥洛甚急。无坚不破，无攻不克。且饥民之思乱可虞，人心之瓦解堪虑。况抚台大兵无一至，虽有操、义二兵，亦无粮饷，及城头垛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⒂
他一方面建议福王，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库藏如洗，要求福王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饷。吕维祺特别举出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两座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筹不画，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⒃希望朱常洵不要充当眼光短浅的守财奴，最后落到噬脐无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义军进抵洛阳北门，开始攻城。守城的官军知道福王府库里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自己饿着肚子去守城，一个个愤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骂：“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⒄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守城的官军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级偏裨都毫无斗志，迅速地转到了起义军方面。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逮捕了明兵备副使王胤昌，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⒅。二十一日凌晨，义军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宫，躲进迎恩寺。在义军搜捕时，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钻空子逃脱，这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被俘获。当押解这批吸血鬼向起义军领袖献俘时，朱常洵向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吕维祺也哀叹：“我命亦在顷刻。”他从封建纲常出发，劝朱常洵别忘了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叔，“毋自屈”，得装出个样子来⒆。可是，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即吓破了胆，“色怖，泥首乞命”⒇。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这位朱明王朝的亲王，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21)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枭首示众。当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曹，今定何如？”下令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僚(22)。接着，响亮地向洛阳的贫苦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 (23)李自成的话鲜明地表达了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革命宗旨，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同朱明王朝作拼死的搏斗是个有力的号召。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史载：
“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 ”(24)
除了开仓济贫以外，起义军还把大批金钱物资运往山区，充作军用。剩下的金银财物，李自成在准备移兵攻取开封时，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用以募兵守城。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人(25)。邵时昌等受命后，即“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饥民趋如鹜。简五百人，用贼旌旗列营城上。”(26)二月，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探听到义军已经转移，才领兵来攻洛阳。城破，邵时昌等为李仙风所杀。
李自成指定人员募兵设守洛阳，是义军在占领区内建立政权的尝试。顺治《河南府志》说：“贼置官留银，妄意作开国始基。”(27)李自成攻克洛阳时，虽然不一定就有了开国建号的计划，但是这个措施至少说明义军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权的问题。人们或许会说，任命一个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吏员，负责洛阳这样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有同儿戏。李自成部义军的实力当时还相当有限，兵员虽有数万人，但骨干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队担任防守。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随军家属，又可取得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补充。无奈主观愿望拧不过客观上强弱异形的力量对比，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跟。洛阳失守以后，李自成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祯十五年秋，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再也没有勉强去做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事情(28)。他“破城下邑，弃而不守”，每次部队转移之前，都下令将攻克城池的城墙拆毁，叫做平城，目的是防止官军再度据以抗拒(29)。历史已经证明，李自成的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张献忠起义军在这段时间里，也采取了“夷其城”的措施，表明张献忠对客观形势同样地作了清醒的估计），它保证义军能够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地夺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没有这一阶段的流动作战，也就没有崇祯十五年冬季以后，李自成、张献忠在大面积土地上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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