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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_顾诚【完结】(79)

  (28)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蹂躏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人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口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日,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荡然焉。”(见《竹中记》)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射,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29)彭观民:《彭节愍公家书》,附于彭孙贻《湖西纪事》,《虔台节略》之后。

  (30)是时李时荣已经病死,由谢凤洲升任巡抚。

  (31)同治《蒲圻县志》卷三,《祥异》记:“十六年秋七月十一日,流寇张献忠陷城,知县曾孩死之。”

  (32)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九,《笔记?决疑》。

  (33)《平寇志》卷七。光绪二年《韶州府志》卷二四,《武备略?兵事》。大西军在湖南掀起的革命风暴还波及到广西。史载大西政权委任童佐圣为湖南江华知县后,“有临武矿夫头蒋应开自号魁楚,率众到江华招悍奴亡命,横挟殷户出银养兵。领童贼牌令破广西贺县,惨杀甚多,刦县印还报。”(见同治九年《江华县志》卷七《寇变》。)

  (34)《平寇志》卷七。康熙二十二年《万载县志》述丘仰寰事云:“麻棚丘仰寰聚党数千,结寨天井窝行劫。后胁从万余,破城一十三次,至甲申年四月方受抚投诚。”这里没有说明到一六四四年四月受抚的是丘仰寰本人还是他的部众。据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兵部题本,十一月左良玉部副将吴学礼攻砍袁州府,“生擒伪都司丘仰寰”(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八页)。袁继咸《浔阳纪事》载,后来投降的是卢南阳等人,未再提及丘仰寰。可见丘仰寰在袁州战役时已经牺牲。

  (35)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与此相对照的是,大西军却严禁任意屠杀。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献忠无子,可能是第四个养子艾能奇,有的书写作艾四)。……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人多不杀。”

  (36)《平寇志》卷七;《国榷》卷九九。

  (37)《平寇志》卷七。

  (38)同上。

  (39)《平寇志》卷七。按,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为塘报事》咨行稿中说:“改为龙成县”,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八页。

  (40)同上条引《兵部为塘报事》咨行稿。

  (4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明季北略》卷十九《吕大器复江西郡县》条记:“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时,路过峡江,城门四闭。闻是官军,反行遮杀。吕以八王兵到,开门出迎,手持县印,口称:‘千岁,备有大马三十五匹,粮草无算,新旧知县俱已拿下,听候发落。’大器立取奸民枭示之,次第恢复。”

  (42)《平寇志》卷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收录了这个檄文,但缺后半段,文字也略有不同。中间一段云:“其长沙地方已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沙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语意较完整,盖以吕凤起升任长沙府知府,而非接替任维弼之岳州知府。

  (43)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参看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

  (44)由于这个文件是杨嗣昌的儿子保存下来的,原文肯定是直呼杨嗣昌之名,被杨山松等人改成了某字。

  (45)《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一○,《定难》,《详行大法责成诸将》。

  (46)《堵文忠公文集》卷二,《地方利弊十疏》卷三,《直陈颠末疏》。

  (47)康熙二十四年《醴陵县志》卷三,《赋役志》,《旧赋役纪存考》。

  (48)《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九二页。

  (49)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卷一,《派办》。

  (50)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记:“荣邸承奉云:贼有老成者亦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

  (51)康熙二十四年《长沙府志》卷一,《沿革》。

  (52)大西军西上准备入川时,史可镜为官军俘获,后来在南京被杀。见《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53)乾隆十二年《善化县志》卷九,《人物》,《吴愉传》。

  (54)乾隆二十六年《衡阳县志》卷一○,《祥异?兵燹》。

  (55)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

  (56)同治十二年《遂川县志》卷十八,《杂类》。

  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

  第一节 吴甡督师之议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义军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左良玉部不战东窜,明王朝在湖广的统治迅速瓦解。朱由检心急如焚,把希望寄托于选拔一个有能力的大臣出任督师,组织有效的堵剿。他内定的人选是大学士吴甡,因为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按和山西巡抚,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经验。三月,在一次召对大臣时谈到承天祖陵失守,朱由检声泪俱下地说:“朕不德,忧及陵寝”⑴,接着便指责臣下调度失宜,暗示要另遣大臣出马。包括吴甡在内的大臣们对当时局势都心中有数,一个个只是叩头引罪,却毫无自告奋勇之意。朱由检引而不发的策略没有实现,只好在第二天再次召对时点名指定吴甡,他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曩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⑵吴甡表示自己不惜一死,愿意出任督师。不过,他指出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声势浩大,左良玉部官军“兵无纪律,不肯用命杀贼”,要想扭转败局,单派他孤身一人前往湖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拨给他“精兵三万,挑选敢战之将统之南征。”具体方案是他先往南京,用直属精兵胁制左良玉部,取得驾驭之权,然后促之西入湖广,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则统兵东出潼关,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剿。这个方案同朱由检的意图显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在朱由检看来,左良玉部兵多将广,只要抚御得宜,自然会为朝廷卖命。三月十二日,他在文昭阁召见吴甡时说:“昨先生疏,欲需多兵,岂能猝集?南京隔远,似不必退守。”⑶他还为左良玉的望风逃窜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支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⑷他们的分歧在于吴甡认为左良玉的军队跋扈难用,他鉴于杨嗣昌、丁启睿、侯恂督师时调度不灵的教训,坚决要求朝廷拨给他三万直属精兵;朱由检却认为,在内外交困之时,抽调三万精兵谈何容易,放着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不用更是失策。次辅陈演摸准了朱由检的心理,从傍进言道:“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吴甡老大不悦,回敬了一句:“次辅读书中秘,未谙军旅,臣之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他列举河南总督除了左良玉拨给的几十名扈从外“并无一卒”,河南巡抚自从开封淹没后止剩下标营一千多人屯驻河北(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一带),湖广巡抚在襄阳、承天失守后“兵尽死逃”,哪有什么督抚之兵可供指挥⑸。这样,在朝廷内部围绕着吴甡督师的问题便出现了顶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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