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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_顾诚【完结】(81)

  八月上旬,陕西官军重占洛阳。孙传庭左右的谋士提出建议,不要急于冒进,应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先以洛阳为基地,修复城堞,招徕流民,开屯田,储粮草,这样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取中原⒃。孙传庭终畏朝命,不敢逗留,还是领兵向南进发。为了保证军需,朝廷下令由山西平阳(今临汾)等府、县协解米豆,地方官“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⒄

  李自成见孙传庭部来势凶猛,便故意示弱,只派出小部队稍加阻击随即南撤。陕西官军轻易地一直打到宝丰县。这意外的胜利使孙传庭由心虚胆怯一变而为头脑膨胀。他沿途滥杀居民,斩级计功,并向朝廷报捷说:“贼闻臣名皆溃。臣誓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⒅朱由检得报大喜,欣欣然把孙传庭的报捷书交朝臣传阅,梦呓般地叫嚷:“贼灭亡在旦夕!”⒆甚至急不可耐地面谕吏、兵,工三部:“督师驻兵豫中,屡报战胜,土寨多已招安。各镇、抚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规避不前者飞参重治。一面招抚流移,开垦荒芜;一面修复城池,安插民众。仍饬河北各府输輓粮草,接济督师,山西附近地方派运不得迟误,功收万全。通侯之赏,断不少靳。”⒇看来,他已经着乎准备给功臣们加官论赏了。但兵部尚书冯元飙却忧心如焚地顿首说:“贼故见羸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21)弄得朱由检大为扫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孙传庭所统的官军,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粮草财物,残酷地对农民政权管辖下的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九月八日,兵至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投降。九日,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组织百姓据城抵御。十二日晚,有绅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陈可新、姜鲤等均被捕杀。孙传庭从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择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为贼,斩之。”对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为贼固守”,全部杀光(22)。官军别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县时,也借口义军老营曾留在该县,将全城居民屠戮殆尽。

  这时,隐藏在农民政权内部的奸细丘之陶认为时机已到,利用他窃据的兵政府侍郎的职务,向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发出伪造的情报,谎说左良玉部官军从东面进攻襄阳,后方形势危急。可是,他和孙传庭都没有料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原来,孙传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的密信后,欣喜异常,除了转报朝廷外,还亲自给丘之陶写了一封回信,加意联络。这封回信被义军巡逻战士截获。李自成不动声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报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来,拿出孙传庭的回信揭穿了他的内奸面目,处以死刑(23)。

  内奸既除,更好全力对敌。九月十四日,义军同官军接战于郏县。义军初战失利,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挫败。由于李自成的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整个战局很快就扭转了过来。官军孤军深入,距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泞,官军粮车进展缓慢,前线的士卒和马匹饥瘦不堪。有人劝孙传庭回师就粮,孙传庭却回答说:“师已行,即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24)郏县本是个又小又穷的县份,官军破城后只抢到几百匹骡马,几万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见官军深入绝地,一方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断明军的饷道。孙传庭闻讯大惊,部下军心不稳。自成此时却用大牌写下战书,指定日期同官军决战。孙传庭无计可施,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图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士兵看着陕西兵撤回迎粮,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恨不平,拒绝服从命令,纷纷跟在陕西官军后面乱跑。“永福虽斩之,不能止。”(25)陈永福知道军心难违,只好随部众北撤。孙传庭部署的阻击部队一逃,义军即乘势发起总攻,官军部伍大乱,遂全线崩溃。总兵白广恩所统火车营军(26)士卒为了逃命,解下拉车的马匹骑上就跑,火车翻倒倾轧,道路也被堵塞。义军铁骑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则手持大棒猛击官军,“中者首与兜鍪俱碎”。官军大败,“死亡四万余人,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27)”。义军逐北四百余里。孙传庭和总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渡黄河,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总兵白广恩也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

  李自成部义军郏县战役的胜利,给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陕西兵以摧毁性的打击,为推翻明王朝的罪恶统治奠定了基础。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战例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孙传庭部精锐的被歼灭,对于李自成部义军来说,跟踪追击,全歼陕西官军残余兵力,趁势夺取关中地区,乃是当然之事。然而,对于义军的这个进军方向,在许多著作中却沿袭了一种不可靠的记载。说李自成在襄阳时,曾同牛金星、杨永裕、顾君恩等商讨过进兵方略,牛金星主张直取京师,杨永裕建议东下南京,顾君恩认为前者失之急,后者失之缓,主张先取陕西,收取三边兵力,然后东取山西、河北。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方案,后来果然夺取了西安,赏给顾君恩女乐一部作为奖励(28)。这种说法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尚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李自成在襄阳的时候,孙传庭正养锐于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之所以没有东追左良玉部官军,进而夺取南京和江浙财赋之区,原因就是避免孙传庭追蹑其后。至于北上进攻京师更不是一著高棋,因为这样一来孙传庭必然东向夹击义军,左良玉也会利用义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夺取襄阳一带,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尽弃。至于先打陕西官军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是孙传庭出关的消息已确,李自成才把主力调到河南迎头痛击,并不是他主动向陕西进攻的。到郏县战役以后,趁势夺取陕西好比瓜熟蒂落,这时是很少可能在进兵方向上出现争议的。可见,顾君恩献策先取关中之说未必实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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