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仰承天命，继祖宏图，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贤，化行海宇，以致兵灾连岁，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窃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为安民。今卿代朕亲征，鼓联忠勇，表扬节义，奖励廉能，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众之人，缺误军粮之辈，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剿则真剿，歼渠宥胁，一人勿得妄杀；抚则真抚，投戈散遣，万民从此安生。以卿忠猷壮略，品望夙隆，办此裕如，特兹简任，告庙授节，正阳亲饯。愿卿蚤荡妖氛，旋师奏凯，侯封进爵，鼎彝铭功。有功内外文武各官从优叙赉。朕仍亲迎庆赏，共享太平。预将代朕亲征安民靖乱至意徧行示谕，咸使闻知。特谕。”⑸
由于李建泰是代帝亲征，故朱由检在敕书里授与了莫大的权力。过去命杨嗣昌等人充当督师时也颁赐尚方剑，但专决范围限制在“文官自监军、兵备道及饷司、府州县等官，武官自副、参以下”⑹，对各地总督、巡抚、总兵等高级文武官员只能参奏，听凭皇帝裁决。给李建泰的敕书中却没有这类限制，不论何人只要“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为了让李建泰能够放手摆布，还特别规定“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昔年杨嗣昌陛辞出京时，朱由检不过吩咐一声“与他酒饭喫”，自己就起驾还宫了⑺。这次却亲临正阳门城楼斟酒赐宴，礼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受到这样隆厚的礼遇，也为之感泣，誓以死报。席散，崇祯皇帝在正阳门上目送李建泰出京。
李建泰离京后取道保定南下。选择这条路线同当时明廷对形势的分析有关，朱由检和他左右的大臣们都认为，在大同、宣府一带还拥有重兵，大顺军进入山西后如果要攻取京师，“必不犯天下重兵处以入。于是命辅臣统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谓保定即不支，我可调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辅也。”⑻后来的事实表明，明廷的这种分析仍然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等到发现义军采取的是南北夹攻的战略时，就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出北京，李建泰就立即感到了政治气候的急剧变化。他这位堂堂代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竟至落到了举目无亲的境地。“李至一县，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⑼河北定兴县距离北京不过二百里，李建泰领着禁旅途经该县时，居然吃了闭门羹。“建泰攻破之，笞其长吏。”⑽南到邯郸时便传来了大顺军左营刘芳亮部正沿着黄河北岸向东进军的消息，李建泰立即原形毕露，“心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⑾途经广宗县时，他要求入城躲避，知县李弘基严词拒绝，带领县民登城设守。李建泰大怒，下令攻城。城破后乡绅王佐当面质问他：“阁部受命南征逆闯，赐尚方剑、斗牛服，推毂目送，圣眷至渥。今贼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灭此朝食，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贼北遯，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恼羞成怒，下令把王佐处斩⑿。李军把“官帑民舍抢劫一空”之后继续北窜，一路上士卒不断逃走，只剩下数百名亲军拥簇着饷银，跟随李建泰溜进了保定。不久即在此向刘芳亮部大顺军投降。风光一时的大学士代帝亲征的闹剧，遂告结束⒀。
第二节 调吴三桂部进关之议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对大臣时，正式指示调吴三桂部进关。在调兵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明廷的内部矛盾。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汉民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什么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⒁
然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贵族军队的进逼。而且随着吴三桂主力的进关，势必出现人心不固，关外军民蜂拥入关避难的局面。大臣们深知朱由检的为人，唯恐招来杀身之祸，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⒂。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⒃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⒄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他说，“收守关（指退守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⒅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⒆，“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⒇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21)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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