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两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在党卫军的这段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枪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倒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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