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枪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枪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插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儿子。”
“我是独生子，”老人继续说，“家里还有3个姐妹。我的大姐长我4岁，在战争后期她也进了'空防助手'的队伍，负责操纵探照灯，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当时有个'聪明人'给我们出主意说：入党吧，还是入党好，战争要是打赢了，战时入党的人就有了以后谋生的政治本钱。要是打输了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问这件事。德国人嘛就讲究个'生涯设计'，这个说法打动了姐姐，并导致了她的入党。
“姐姐的决定让我也动了心，我也跟着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艾森斯的纳粹组织还没来得及处理我的申请，德国就投降了。这一场阴差阳错，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战后完全不同的命运。我后来顺利地走上了学牙医，读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为当过纳粹党员，上大学一概遭拒。在'生涯设计'上的失误造成了她一生的遗憾，直至最后去世。”
我感叹道：“这种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德国有多少人具备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啊！”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2）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哈帕赫补充说：“特别是当时的孩子们！孩子们是最容易追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到德国彻底失败之前，我都把纳粹的领导和民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根本想象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儿距离威廉斯哈芬的海军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从1934年6月30日'海军上将格拉夫斯佩'铁甲舰下水开始，人们光是从这个军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国的备战景象。1939年4月1日，”提尔比兹“战列舰下水时，希特勒亲临现场剪彩，这对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威廉斯哈芬，到那里去夹道欢迎希特勒的车队。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为了看一眼希特勒，当时我才11岁，全体德国人都在为希特勒重振经济的成就欢呼，我当然也跟着欢呼。从战后到现在，我一直对我的上一代人不满，他们是经过'一战'的，是知道两百万德国军人是怎么死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那场战争里学到什么教训，独裁政府灭绝了他们的一切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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