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当兵'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邓尼茨（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绅士'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老两口有一个孙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并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
穿越炼狱
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
哥廷根的退休律师库斯特纳在1943年曾在斯洛文尼亚和游击队作战并负伤。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城养伤时，医生问他是不是吐过血，他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他害怕因此会脱下这身军装。1944年9月，他在接受完预备军官的培训后，和两个弟兄一起被派赴拉脱维亚，被送进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41团1营的预备队。他们3人刚一报到，预备队就投入了战斗，最后全营打的只剩下70人，3个一起投入战斗的小伙子一死两伤，他就是受伤者之一。说起这段故事时，老头居然还是谈笑风生，而且向我强调说：“我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恐惧的感觉。我喜欢当兵，喜欢打仗，那是男人的活法。”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给我讲过他的连队在德国投降时的经历：
“1945年5月初，柏林战役的结局传达到了丹麦，我立即集合全连，含着眼泪向士兵们宣布：'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我们的元首站在勇敢的德国军人的最前列战死了。'我们准备继续作战，但很快就接到了停战投降的命令。当时英国人没有赶到丹麦，而丹麦人又不敢惹我们，我们必须自行返回已经认输的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英军缴械。
“在回德国之前，我们在驻地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停战投降仪式，地点就在丹麦西海岸的埃斯比约的国王纪念碑旁。英国来了一个新闻报道组在那里架起了电影机。我要求全连抖擞起精神来，戴好钢盔，步伐整齐，武器上肩，一路高唱《弟兄们走向太阳和自由》这首歌进入了指定场所。这首歌的第一段歌词里有一句是：会有复仇的一天，我们将获得自由！就这样，我们带着武器，保持着建制返回了德国。我们白天走路，晚上露宿，沿途的生活物资供应都由英国人负责。一路上，队伍里开始传开了一条小道消息，说是英美两国就要和苏联开战了，我们将被派去协助战斗，帮助盟军去夺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德国土地。从我们当时编制未动，武器在手的事实看，这个谣传似乎有它的可信性。但是进入德国后，我们就被要求交出武器。三个月后我就被释放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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