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存有比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晤的水准更深入的目的，而英国和法国除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之外也不可能存有更深刻的道义力量。技术标准本身①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254—259页。
②参阅w.K·汉考克：《皮特凯恩的政治》（w，K.Hanasek：Po－liticsinPitcairn），伦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26—27页。
③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43页。“国家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保存和改良种族”（《我的奋斗》，第430页；墨菲译本，第328页）。
④参阅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75—176页，第186—188页，第248—249页。
⑤《我的奋斗》，第693页；墨菲译本，第501页。
⑥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73页。
①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193—194页。
②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4页，第78—79页。
③参阅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司令官们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9（798—PS）；《文件，1939—1946年》，i.448—44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2；vii.753〕。
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1.349（798—PS）；《文件，1939—1946年》，i.446;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5，vii.753；
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希特勒政策的根本缺陷就是道义丧尽，从而使他错误估计他企图毁灭的文明的绝对本质。
在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中，希特勒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切萨雷?博尔贾能把马基雅弗利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所想出来的治国大计的模式加以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是，希特勒倒适合于普遍半知识化和新闻业发①
达时代里的博尔贾的身份，他把切萨雷同马基雅弗利合而为一；而且早在他发迹伊始，在独立不群的透明面纱的掩映下，他已表达了要成为实际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结合物这个自我感觉。他最持久的纪念碑（这要比他打②
击西方文明的物质后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奋斗》。在主张实力以取代对权威的维护这一点上，在用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来非难理性的统治这一点上，在用操纵群众实现破坏性革命的目的来代替有秩序的行政进程这一点上，《我的奋斗》是在政治哲学里的一个显着标志。《我的奋斗》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其中所包含有关革命策略的有实效的意见比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着作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是可鄙视的，然而由于受到③
野蛮力量的激励，却显得有活力，如同一条干旱的林荫大道吹过一股恶风，它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书籍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除了它的政治内容外，作为希特勒对其所处时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态的说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书中不仅勾画了十年之后他担任德国国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线，而且描绘了使他能够这样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状况。他描述一般民众陷于“这里不会发生３２１那样的事”这种镇静而无力的态度，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闭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于从不久前①
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一种消极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从未转化为积极的防御；②又描绘了当资产阶级一旦不能否认邪恶的存在时，他们又如何不能组织力量与之斗争，却试图立足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明这种冒险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在写纳粹运③
动同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同时他也在预言德国同资产阶级世界后来的斗争以及绥靖政策的心理基础。当他在书中谈到他的党在魏玛④
共和国如何被剥夺了官方保护，因为警方不去逮捕扰乱和平的人，反而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无辜者的合法活动，他是在预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内⑤
①H·巴特菲尔德：《马基雅弗利的治国之策》（TheStateeraftofXichiavelli），伦敦，贝尔，1940年版，革130页。
②《我的奋斗》，第231—232页；墨菲译本，第183页。
③F·A·福格特：《献给恺撒》（F.A.Voigt：UntoCaPsar），伦敦，康斯特布尔，1938年版，第116页；参阅贝恩斯：“1933年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1942年3月，第272—273页。对《我的奋斗》通常轻视的评价，见海登：《元首》，第226—227页。
①“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奋斗》，第170页；墨菲译本，第140页。）辛克莱?刘易斯把这个流行的陈词滥调用于他的小说：《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SlnclalrLewis：ItCan’tHappenHere），伦敦，开普，1935年版，内容有关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被希特勒和路易斯安那的休伊?朗合而为一的独裁者赢得胜利。
②《我的奋斗》，第736—737页；墨菲译本，第529页。
③《我的奋斗》，第450页；墨菲译本，第840—341页。
④参阅纳米尔：《外交序幕》第60页，第148页关于绥靖的尖刻句
⑤《我的奋斗》，第545页；墨菲译本，第403—404页。
战中要使国际权威处于衰弱地位。他对１９３９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断，他认为民族精神比武器军备更重要，而且认为在一个多数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无足轻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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