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重复说他是一个作出无限决定的人，他自己也受到这些决定的约束”：无穷的策略性决定，每次都伪装成有无限约束力，乃是机会主义的彻底表现。正是领袖的决定性角色才使得他的各项决定既令人满意又自认有理，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元首说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元首的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项不可改变的决定，如１９３９年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被另一项决定取消，如１９４１年入侵俄国，这并不使它们的不可改变性失效。每一项决定在当时都是策略上合理而在感情上令人满意。对于不可改变的决定，正如对永恒的友好条约，总附带有心照不宣的情势不变条款；希特勒政策与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太不老练，以致没有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是合理的。
技术和命运是马基雅弗利钱币的两面。希特勒的政策除了扩大德国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原则，实际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海登把希特勒政治方法的秘密描绘为“政治家行动的范围愈大，他就可以愈多地期待一个困难由另一个困难所取代并从而得到解决。”一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这个秘密才失灵，行动范围的增加开始造成报酬递减，而困难则变得递增而不是一个接替一个和自相抵销的。
权力脱离道德越多，它就表现为机会主义。既然它除了自身的扩大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权力也必然按比例地变成破坏性的。因此，机会主义转成虚无主义。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推行到很可能是西方史无前例的程度。既然他的目标是无限的，他的方法是不受与任何外部标准一致的限制的，他的权力一旦受到阻遏，往往要既毁灭权力本身，还要毁灭权力所施行的范围。不论他对魏玛共和 ３４９ 国宣战或后来对西方社会宣战，都不可能有不分胜负的海登：《元首》，第５９２页；参阅第２９３页。
希特勒一生中等待机会最富戏剧性的例子也许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当时期待罗斯福的逝世能改变德国的命运，如同１７６２年伊丽莎白女皇的逝世改变了普鲁士的命运那样。在这里，破产的赌徒对运气的崇拜落到一无效果的境地，见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１０９—１１２页。战斗或折衷的和平。“任何折衷的希望都是幼稚的：非胜即负！问题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命运，而是谁在将来统治欧洲。”这一决心深藏在有关投降的神话中，按其定义而言，投降将永远不会重演，代替投降的另一条路就是超出目的范围之外的继续对抗冲突，走向自我毁灭和普遍毁灭。这就是真实可信的第三帝国的虚无主义。成为世界强国或衰微没落是它的基本问题，而它的最深刻的逻辑驱使它先经历第一个角色，然后再是第二个。
（五）希特勒对外政策中的各种联合
希特勒把国际社会分为三类——为了获得德国的生存空间而确定为征服对象的国家；敌视德国扩张而成为必然的敌人的国家；可以扮演暂时同盟者角色的国家。第一种类型是俄国；第二种，法国；彼此大不相同的第三种类型是意大利和英国。但是随着德国扩张的逐步实现，上述三类将减少为两类——需要彻底摧毁的国家和可以作为附庸国而被准许保持有限存在的国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或在私人谈话中谈到俄国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或则把俄国看成是一个拥有潜在生存空间的地理区域或则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国时的区别。他反复宣称必须征服前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对后者要宣战、入侵和战胜。也许他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世纪德国边境王公的态度，那时对他们说来，东部无边无际的土地是无主人无国家的，居住着原始部落和异教徒，他们是在国际社会疆界之外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再一次３５０沿着原来条顿骑士踏过的原路启程进军。”但是加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是要暂时承认现存的国际社会以及作为其成员的苏联。而在这第二个标准上，有可能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权宜之计。
从表面来看，敌视苏联是第三帝国创始的德国新外交政策最显着的特点。它在十八个月内就发动了一场外交革命；１９２２年在拉巴洛签订的德俄协约宣告废除：俄国被驱入西方国家阵营，被赶到德国自己退出的国联行政院的席位上去，并被驱使同法国结盟。１９３６年９月４日举行了德国部长会议，讨论强化重整军备问题，主持会议的戈林宣布该次会议“比以前所有各次会议都更加重要”，他的权威是根据元首的一份备忘录，那个备忘录是“从同俄国摊牌不可避免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的”。在纽伦堡的文件中提到对俄国的侵略的不多；这也许是最早的一份。但是江河的主流下面有旋涡和暗流，而不一会儿在１９３９年８月成为最主要的事情的那些旋涡和暗流已经出现。第三帝国反共的宣传和政策是个双重威吓，此时更多地是用来启发西方舆论而不是着眼于纳粹扩张的根本计划的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感情的炫示证明是在欧美民主国家消除反纳粹反应的最有力的工具。”随着德苏条约的缔结，希特勒登上单一的威吓的那一级，而到了１９４１年６月，一切威吓都抛弃掉了，他可以公开说话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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