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面对的是德国人的此种估计，还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问题。假定——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和平总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购得的话，为了保持和平，所应准备付出的代价的限度（如果还有限度的话）又应如何规定？为了避免战争的野蛮罪恶，他们是否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领土，而只有到了要将邻居送入狼口之际，才加以限制呢？此种行为的准则固然有着威尔逊式的高风，但也是空前的堂吉诃德式的。或者，他们——即使是其中签署和批准国联盟约的那些人——是否应该遵守众所公认的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的马基雅弗里箴言：不论约束个人的道德法规是什么，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总不是它的兄弟国家的守护人？
象坎宁那样，恢复“各国自顾自而让上帝照顾我们大家”那种良好的老规矩岂不惬意。然而这句好听话不也正是“魔鬼抓最后落伍者”的国会辞令么？而且，如果这个魔鬼被这样玩世不恭地请来，发现了那最后一名孤立无援的落伍者可以作为他的捕食物，难道他就不会恶作剧地照样再抓那个倒数第二名吗？用具体的现代语来说，设若联合王国乖乖地靠边站，看着它的大陆欧洲邻 ３５ 邦——以及它们的海外领地和附属国——走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道路，这时它才发现，那些侵略国家已经有了新的优越的战略地位，因而已经有了扼杀英联邦本土的手段，那时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当一个人决定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愿为了保卫这些利益而放弃那种不是他所习惯的利他主义时，现实主义依然是现实主义呢，还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 又严重的分裂。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①
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到道德观。自１８９８—１９０２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的争吵相比拟。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刻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然而，１９３９年和１８９９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１８９９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腥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１９３９年的绥靖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贩子。
在１９３９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在原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１９３１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屏弃，或则为保全他们的和平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３６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那批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和“绥靖”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象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但勇于表现道义的奖牌还应归于象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①
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光荣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②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完整的篇章。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须说出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方面，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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