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大国之间争论的情况。那时由于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国政策的专横无理和反复无常，俄国政策的不可测知，力量均势显得是极不固定的。大国５２８关系陷入等边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观察家可以使他们各自相信，通过西方国家同俄国结盟来包围德国，或是由俄国同德国结盟来压倒西方国家，或是由西方国家同法西斯国家结盟来反对俄国的利益，都是天命所归。上述联合中的每一种在历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国人能指出法苏条约和作为国际联盟成员的俄国政策；西方国家能指出德苏联盟源于拉巴洛条约；俄国人能指出《我的奋斗》的纲领，慕尼黑会议，四国公约，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０年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以及协约国根据１９１８年停战条约利用德国军队防止布尔什维克入侵波罗的海国家。上述的每一个联合都各有其从利害关系出发的论据。其中的两个联合不出三年就戏剧性地实现了。
第三个联合——西方国家可能牺牲俄国来同轴心国结盟——从来不曾象另两个联合那样真实，因为这个联合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对力量均势的任何计算中，都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轴心国正在领先。只有轴心国是扩张主义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国家和俄国一样都采取守势。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的，连最极端的苏联说法也承认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以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和以迈斯基在伦敦为代表的苏联官方政策，五年来所根据的正是假定苏联和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具有共同利益。相反地，对俄国政策最具敌意的西方解释是看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和鼓动国外的骚乱，而不是俄国５２９的领土扩张。确实，当时那些最害怕作为革命国家的俄国的人几乎有意夸大它的军事弱点。这在当时是他们特有的错误。
其次，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大国之间的主要利害冲突是西方国家和轴心国之间的冲突。德国夺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国的一大失败，因为从 １９１９年以来正是法国而不是俄国在东欧占有优势。这种情况使得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俄国的大国地位立即处于危险状态。西方国家或轴心国为一方，同俄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潜在的。德国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就现有形势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国家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则还差好几步。如果轴心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是主要冲突，那么俄国作为第三方就掌握了势力的均衡。从１９３８年９月到１９３９年８月，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将走哪条路，因此在德国夺取布拉格之后的六个月里英俄谈判成为阅贝洛夫，ｉｉ．３０４—３０５）。西方各国政府比它们本国人民更清楚地置到俄国潜在的扩张倾向，正是因此才导致 １９３９ 年夏季西方国家同俄国未能就一旦发生德国侵略对俄国毗邻国家进行援助事达成协议。
见上文，原着第２７６—２７７页。丘吉尔以他关于力量均势的的见认识到，慕尼黑以后英国也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依我之见，我们必须表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作出进一步的最大努力来保持大国的地位呢，还是我们往下滑到一个似乎比较容易、舒适、不太费力、少受干扰的道路上去，同时承受这一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巨大牺牲呢？”在下院的讲话，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７日（下院辩论，第５辑，第３４１卷，第１１４５栏）。参阅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５日他在慕尼黑辩论中的讲话：“……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论谁当大臣，只有联合努力才能使我们安全。此际，如果本国在这个外交政策的致命问题上竟然分裂为二，那么，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强国而生存下来的最后机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致命的了。”
“外交史上的悲剧核心”。因为德国的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对着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国的利益，德国可以向俄国提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直接好处——把它从即将来到的战争中排除在外。西方国家在请求组织一个防御联盟，而德国只要求中立。“英国能向俄国提供什么呢？”德国外交部官员施努雷１９３９年７月在柏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样说。
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大战，受到德国的敌视，但是连一个对俄国有好处的结果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提５３０供什么呢？中立，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谅解，就象以前一样。这种谅解会对两国都有好处。
这里总结了各种因素：德国正在领先，它的直接利害冲突是同西方国家，俄国把握着平衡，德国可以向它提供从迫在眉睫的战争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处。两方国家不能比德国出价更高，除非它们能说服俄国同它们结成防御联盟将彻底防止战争。这是集体安全的老话了，西方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记录使得俄国不大可能会再接受它。
俄国脱离西方国家，退居外交上行动自由的地位，这在慕尼黑以后立即开始了。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他宣称慕尼黑的绥靖时期已经结束。（这一天是捷克内阁撤销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职务之后的第二天，是布克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干预，命令西多尔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前一天。）他把法西斯国家描绘成侵略者的军事集团，但他把德国对乌克兰的计划解释为“英法美新闻界煽起的一阵喧嚣，而且表示苏联要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关系，（这可能是对德国做出的一种姿态。）他把西方国家说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谴责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苏联不会被战争贩子卷入冲突中去，他们惯于让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这可能是对西方国家的警告。）这篇讲话当时在德国经过仔细研究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鼓舞的；五个月以后在德苏条约签订完毕，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要人们饮酒庆祝之时，莫洛托夫“向斯大林举杯，说到正是斯大林——通过他今年３月５３１的讲话，为德国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关系的转折’。这就成为苏联政治家赞扬德苏条约和声名狼藉的德国政治家试图诿罪俄国来开脱他们自己的那个演说的官方传说。这种马后炮式的解释夸大了斯大林对德国作出的姿态，因为那篇讲话也同样可用来证明他的政治家风度，如果事态向另一面发展而俄国同西方国家结盟的活。事实上那篇讲话是小心谨慎的，并没有承担义务；讲话强调了俄国的超然态度，而且表示它准备同任何一方进行谈判。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还不能说对德国的正面活动已经开始；就所能估计的事情而言，成败利钝犹属未定；正如德国那时作为侵略者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俄国作为力量均势的掌握者或许也同样地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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