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连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独裁权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１９３４年，八大召开于１９３９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①和书记处。②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５１因为党决定的政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名左右。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据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③
负责几个次要的部。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④
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儿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１９３９年的时候是同１９３４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这些专制统治者中最有权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大林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独裁者，不能凭自己的直感行事，这一点在苏联的公开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苏联如何进行内部①斯大林在提出该宪法草案时曾经说过：“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莫斯科新闻》（MoscowNews），1936年12月2日。①组织局和监察委员会都是处理党内事务的机构，只是其方式不同。
②书记处的成员是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可夫和斯大林。
③1939年3月那时的政治局成员有：J·V·斯大林（共产党总书记）、L·M·卡冈诺维奇（交通人民委员）、V·M·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K·E·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M·T·加里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A·A·安德烈耶夫（监察委员会主席）、A·A·日丹诺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A·I·米高扬（外贸人民委员）和N·S·赫鲁晓夫。L·P·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和N·M·什维尔尼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④既非政治局委员又非中央委员的人民委员会委日相当于英国的常务次官；象李维诺夫那样的人民委员虽是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官职是重要的，权力却不大。
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一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二十年秘史，有一件事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项看来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决定，背后却都花费了大量的唇舌。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最高集体的表情严肃的成员们，为了要对各加盟国代表们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得出正确的解释，而那些国家则是他们未曾见过的，那里的社会体制也是他们不理解的，他们耐着性子力争做到，还求助于他们的非宗教的《圣经》，乃至通宵地晓晓不休。
（三）政治局的内部斗争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主要目标：拯救俄国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国是从属于拯救世界的。但重点确实很快便改变了。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比列宁本人预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得多。其次，新政权受到了同俄国“白军”结成联盟的西方大国从外部的猛烈进攻。第三，俄国境外的共产党人遭到惨败。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就迫使新生苏维埃国家采取守势了，而且使它还要继续采取守势。为此目的，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设计出一整套新战略。广义地说，在那时以前，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直是５２无产可共的人们永远采取攻势的路线。突然间，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现自己也有了许多要谨防丢失的东西了；被遗弃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关系，犹如富农一样；有了需要保卫的基地，又象皇帝一样。这个基地当时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进攻。
即便在西方大国停止试图从正面进攻以推翻俄国新政权之后，它们也仍然力图困死俄国。可是，如果俄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复兴并实现工业化，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负责任的寻衅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谨慎和清醒协调一致，这也许就构成了长期斗争。长期斗争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成了人们可以在苏俄内外政策中经常看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成了苏俄的许多叫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内在原因。这些令人难解之处是不容易用俄国人的心理、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解释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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