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奇特的失败》，第131—144页。
②见《概览，1935年》，i.27—28。
③保罗?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PaulReynaud:LaFranceasauvel’Europ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7年版，i.339；《概览，1936年》，第148页。
以致必须节约其他基本开支，所以在１９３８年９月慕尼黑危机时应征入伍的士兵发现连军靴都没有，许多人只得穿着普通便鞋去参加他们的部队，此种经历对下一年的士气起了很不幸的影响。
最后，有待解决的军事问题的性质需要有使用三军的整体协调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一个国防总参谋部。虽然早自１９３２年起就创设了国防部长这样一个头衔，而且任职这个部的部长经常使用这一头衔，同陆军部长经常使用他的头衔一样；从１９３８年年初起，甘末林将军虽然已取得了国防总参谋长的头衔，但国防组织从未实际存在过。这对空军特别不幸，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在衰退，虽然最后在１９２９年取得了与其他两个军种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独立的空军部，但除了英勇的传统外，它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或传统。在１９３９年３月以前的五年中，在各个部长任内，先后有过三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到１９３９年，政府和总参谋部，象他们在历次危机中一样，都认识到法国空军脆弱得可怜。另一方面，海军却也许是法国所曾有过的最强大的海军，不过使用这样一支海军，它的基地必须要有充分的保卫，或则法国的抵抗中心必须转移到海外去，但情况又并非如此。
１９３９年３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①
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②
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２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山贝当编写的１９２１年版的《操典》。１９３６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１９２１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
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
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
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①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优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１９４０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①有时人们认为丘吉尔当时毫无疑问是同意关于法军实力的这些看法的[由于他后来的言论，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265）中说道：“德军在1938年或1939年是没有能力战败法国人的”］，但应该指出，他在1936年3月说（同上书，163），“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时，前面是加了修饰语的：“在今年的今天，大概在1937年的部分时间，法国军队……”等等。
②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9年版。
（七）对外关系
让?吉罗杜在１９３９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②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
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１８１５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
１８７１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
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
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１８５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
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１９３４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①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叉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①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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