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马歇尔借题发挥，进行长篇论证。他求助于宪政政府的一般原则而不是宪法的具体条款。他提出了两个关键的论点，其一，“宪法是国家根本的、最高的法律”，根据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违反宪法的法案不能成为法律，当国会的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时，法院的责任就是执行宪法而不理会法律，也就是说，法院应拒绝执行违反宪法的法律。其二，国会通过一项法律时，总统签署一项法律和执行法律时，大概认为该法律是符合宪法的，因此实际上也在解释宪法。但宪法是法律，“阐述何为法律，乃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因此，法院对宪法和法律有最后的解释权。
马歇尔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一方面指责和教训了麦迪逊不应扣发委任状，同时又驳回了马伯里的请求，避免了杰斐逊方面蔑视法院判决的尴尬局面。更有意义的是：他宣布一项国会法律中的一个条款因违反宪法而无效，开创了最高法院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无效的先例，从而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有人认为，这个判决在逻辑上是牵强附会的，然而在策略上却是非常巧妙的，他“精明地拒绝接受（1789年司法条例赋予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是服务于更大的目标”。
总之，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中所阐述的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就是：宪法是根本法、最高法，是立法和行政的依据，议会和政府的行为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法院是解释法律的机关，也是解释和保障宪法的机关，应该有权宣告违宪的法律和法令无效。
表3 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的联邦、州和地方的法律年代联邦法律州和地方法律1789-179900 1800-1859235 1860-189920141 1900-191915158 1920-193928232 1940-19597118 1960-197936342 1980-1992 20178
资料来源：斯坦利等：《美国政治重要统计》，第308页。
3、司法审查的方式和内容美国的联邦法院都可以审查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行为，审查的对象包括议会通过的一切法律、法令和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法规、行政命令和规章，可以撤消违反宪法的任何法律、法令和命令，但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最后的法律效力，除非被宪法修正案和它自己的判决所推翻。
西方国家进行违宪审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事后审查，一种是事前审查，美国为事后审查的典型。最高法院并不主动审查议会通过的法律、法令和政府的命令、法规，也不能以假想的事实为根据进行审查。议会和政府颁发法律、法令，无需事先征询司法部门的意见。法律生效后，即使已有不良后果，如果没有在具体的诉讼案件涉及该项法律，法院也不能主动审查。这就是说，法院只能通过审理具体的诉讼案件来就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违宪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不告不理”原则。这就是说，法院只在法律生效后发生有关争议并有一方提起诉讼时才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就是一种“附带的审查”。而且，法院在对相关案件的判决中也不是直接宣告撤销或废除违反宪法的有关的法律，而只是宣布“不执行”或“拒绝执行”那条法律。由于美国实行判例法制度，上级法院的判决不仅对下级法院有约束力，而且对同一法院今后的判决也有约束力，一旦最高法院拒绝加以适用某条法律，以后就不会再适用，下级法院也不会再适用，这也就意味着这条法律实际上已经废止。
最高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涉及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划分的争执，二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执，三是有关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案件。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之间尤其是议会与政府之间常常会发生有关宪法所规定的权力界限的争议，这些争议有时体现在国会关于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的立法，或者通过立法对政府的授权，有时体现在政府的行政行为上。
1819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就是关于联邦权力划分的典型案件。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设立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并在巴尔的摩设立了分行。马里兰州议会制定法律对该分行征收重税，但该分行负责人麦卡洛克拒绝支付，引起争讼，麦卡洛克上诉到最高法院。马里兰方面的辩护意见是，宪法并没有明确授予国会设立银行的权力，而征税权是保留给州的权力之一，它认为适当时就有权征税。马歇尔法官在判决中明确地维护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根据宪法中的“必需而适当”条款提出了著名的“默示权力”论，他论证说，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在行动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只要目的合理，只要它是在宪法范围内，一切手段都是适当的”，因此，设立合众国银行是符合宪法的。而各州无权对国会的工具征税，阻碍和控制国会行使宪法权力的措施，从而裁定马里兰州无权向合众国银行征税。
又如，1935年，最高法院先后在两个案件中判决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立法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第一个案件涉及到该法第九条，它授权总统为稳定油价而禁止把超过各州生产限额的石油运出州界。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国会的这项授权没有为行政部门规定准则和标准，也没有对行政部门的自由处理权加以限制，是不适当的授权，因而根据该项条款所发布的任何行政命令也都是无效的。而第二个案件则导致最高法院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其余部分违反宪法。该法为鼓励恢复正常生产，要求企业制定公平竞争法规，但纽约的屠宰业者对因违反纽约市家禽业公平竞争法规而被判罪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国家发生非常情况，也没有“创造或扩大宪法权力”，制定公平竞争法规包含了不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职责的授权；而家禽业公平竞争法规是管制了州内的事务，超越了宪法赋予联邦的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可见，有时一个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会同时关系到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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