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还要从1950-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说起。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著名的布朗案判决，宣布南方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此后，美国南方的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热火朝天。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社会支持，1960年3月29日，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等4名牧师联络64位著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的一个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请倾听他们的呐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宣传广告，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这幅广告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其中特别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广告还称，这些“南方的违宪者”正在一意孤行，镇压和消灭黑人民权运动及其领袖马丁。路德。金。
可是，后来发现广告中有个别细节不够真实。比如，广告中说有几位黑人学生因领导和平示威而被警察驱出大学校园，实际上这几位学生是因在一家仅供白人就餐的餐厅前静坐抗议，使餐厅无法正常营业，违反了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和社会治安法而被驱，警察的行为基本上属于依法行事。又比如，广告称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全体学生”都抗议警察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只是大部份学生。还有，马丁。路德。金被捕过4次，但广告上却说有7次。而且，有4名黑人牧师的名字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到广告的署名中的。另外，警方对广告中“南方的违宪者”的提法特别恼火，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1954年的布朗案中只是判决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并未涉及其他领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萨利文（L. B. Sullivan）是蒙哥马利市的民选市政专员（elected commissioner），负责当地的警察局，虽然政治广告并无一处提及他的尊姓大名，但他却打上门来对号入座，先是写信给《纽约时报》抗议，继之干脆上法庭，控告阿伯内斯（Ralph D. Abernathy）等4名在广告中署名的黑人牧师（国内很多材料上都说起诉的是金牧师等4人，不确，至少萨利文控告的4人中没有金的名字）和《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费。在他的带头下，其他一些被批评的官员也纷纷效法，控告北方自由派的新闻媒体，要求巨额赔偿。一时间，《纽约时报》总计被要求索赔达5百万美元之巨。（当时阿拉巴马州长约翰。佩特森[John Patterson]也步萨利文后尘对《纽约时报》提出抗议，《纽约时报》不得不在1960年5月16日以“时报撤回广告中的声明”为题刊登对佩特森州长的道歉。这个“声明”是指在政治广告的右上方以时报编辑名义发表的一段导言：“由黑人掀起的不断增长的群众和平示威运动是南方的新事务，可以理解的事务，……让国会倾听他们的呼声，因为它们将被听到。”并表示：“刊登一份广告并不构成本报报道的事实新闻，也不反映本报编辑部的意见或判断。” ）
根据美国法律，只有原告和被告双方完全属于不同的州才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现在，除了《纽约时报》作为附带被告外，原告萨利文和四名被告都是本州人，所以此案遂由充满偏见的当地法庭审理。而根据阿拉巴马的法律，只要证明出版物的文字是“诽谤”，即使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金钱上的损失，原告也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据此，蒙哥马利市地方法院陪审团（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判决被告《纽约时报》应付原告50万美元名誉损失费。
《纽约时报》不仅不服，而且作为自由派的大本营非常愿意奉陪到底，把官司闹大，否则，以后类似的因报道有误而产生的官司还会接踵而来。
历时两年，这场官司才打到阿拉巴马最高法院。《纽约时报》的立场是，对报纸的诽谤罪裁定违反了宪法第1条修正案。1962年8月，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并给诽谤罪下了一个很宽的定义：“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损被诽谤者的声誉、职业、贸易或生意，或是指责其犯有可被起诉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众的蔑视，这些文字便构成了诽谤……”。
《纽约时报》还是不服，聘请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Herbert Wechsler）和前司法部长布鲁内尔（Herbert Brownell）为律师，把官司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官司事关重大，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更涉及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基本公众自由问题，遂接下了这一案子。
二、当官挨骂实属正常 舆论监督不受限制1964年3月，最高法院以9票对0票一致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
本来，如此重要的判决肯定会由首席大法官沃伦亲自起草，但他当时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1963年11月22日）事件委员会的主任，忙得不可开交，分身乏术，只好把撰写判决书的任务交给他最信任的同事威廉。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 Jr.）。
这里应该提几句这位以倡导公众自由、保护个人权利而闻名于世的大法官布伦南。
布伦南来自纽约旁边的新泽西，成长在一个有8个孩子的天主教家庭。其父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原来是酿酒厂卖苦力的司炉工，后来积极投身到工会运动中。布伦南10岁时目睹了父亲因为工会工作而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这情景让他终身难忘。而他印象更深的是，父亲就此事不懈努力，告倒当地政府，讨回了公道。后来，老布伦南再接再厉，成功地当选为当地负责警察事务的市政官员。（与一些大城市实行市长负责制不同，美国一些中小城市实行市政委员会的集体管理制，各位市政委员[commissioner]负责各自的领域。）父亲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父亲的嘱咐更使他终身难忘：“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么卑贱，他都应该和富人一样获得《权利法案》每一条款的同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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