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当立即行使他新获得的制宪权力。他的首席顾问是阿利贝尔，一个观点流于极端、性格容易激动的法兰西３４２行动党的律师。７月１１日颁布的第一项制宪法令明显地避而不用共和国这个词，只宣布贝当就任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位。他以这一身分下令废除１８７５年２月２５日那项制宪法令的第二条，即著名的瓦隆修正案，这一条为总统的选举作出了规定，因此实际上奠定了共和政体。也许这项法令的最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在于它开头的一句话上——“我们，菲利普?贝当”——通过这句话，贝当权力的个人性质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出来。根据７月１１日同时颁布的第二项制宪法令，贝当使自己在新议会组成之前拥有立法权力、拥有任命其他未作规定的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以及国家元首的全部恰如其分的权力：实际上，他是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的。这样，行政权便取得了全面的自主，它颁发的命令就是法律。根据第三项制宪法令，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法国在两天之内已经从议会制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总统制的政体，这是多少不免令人回想起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２年间路易?拿破仑所实现的一种变化，当时，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心理使法国投入了一个较早的社会救星的怀抱里。
新政府的新起点就是赋予贝当以个人权力；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对这位元帅普遍怀有忠诚感。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可望出现的唯一有效的立宪方面的发展，就是通过实行效忠宣誓这类措施来加强个人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政府，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由谁继承贝当的问题。根据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２日颁布的第４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是应被提名的第一个继承人；这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决定。赖伐尔在１２月１３日倒台，自然使他被排除于继承人名单之外了。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０日达尔朗被指定为新的“皇太子”，这标志着他的地位上升。赖伐尔的姓３４３名直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才再度出现。
从１９４０年９月到１９４１年７月，在国家元首贝当下面有两个会议，一个是部长会议，由他本人主持，一个是内阁会议，由内阁会议副主席主持，负责处理一大部分实际工作。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和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颁布的两项命令，设置了十五个国务秘书，１９４１年６月９日又增加了两个，直属于内阁会议副主席本人。某些国务秘书担任部长的职务，地位高于其他一些秘书。参众两院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只能由国家元首召集，而元首却无意召集它们。１９４１年１月弗朗丹当权时，曾负责设法产生一个国民会议以代替参众两院，国民会议成员由国家元首提名，而且只能在他的动议下发挥谘询作用。《时报》当时很恰当地用了一个十八世纪的木语，称这个会议为“名士会议”。在它最初的一百八十五名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是议会政治的支持者，这个事实使贝当大为恼火，因此，他拒不发给这些人任何薪金，甚至不给他们以举行开幕会议的权利。这个国民会议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只是通过国家元首任命和召集的几个委员会发挥作用。１９４１年６月，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由约瑟夫?巴泰勒米担任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贝当宣读了一遍讲话，宣称将以一个独裁主义的等级制的国家来代替早已信誉扫地的、经过选举的、代议制的、多数主义的政体，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
立宪计划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在维希这段插曲中，实际政治自始至终就是官僚政治。主要部长之一布蒂耶说：“我们把全部信心都放在行政工作上。’在部长会议之下，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会议，它的立法部门在 １９３４年曾被撤销，这时又恢复了。贝当所挑选的部长，大多数不是政治家，而是行政人员，其中许多是来自“财务督察”这个有势力的紧密团结的团体。他们不得不应付巨大的困难，两个区的存在，以及维希和巴黎之间行政３４４工作的区分就很不简单，虽然１９４１年间大多数部门都已经逐渐迁回了巴黎。贝当的第一个办公厅主任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曾经着文高度赞扬在维希政府中当权的高级官员们的勇气和专业能力，他说，“人们永远说不清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拯救了法国。”这个评语很可能说出了不少实情，虽然现在还不大能够获得材料来作出公平的判断。然而，他也曾指出，这些人的行政才干，由于他们特别缺乏政治头脑而被抵消了，这一点的确也说得很对。为了给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提供它所需要的新人员，在较低一级上起用了迪穆兰所描绘的“临时拼凑的、高谈阔论、飞扬跋扈的骨干：打手、法国人民党或蒙面党的失意分子、上流社会的纨袴子弟，以及‘从城堡里逃出来的人’拼凑起来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而这群人的中心人物， ／ＰＧＮ０５６７．ＴＸＴ／ＰＧＮ＞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是“一个被一群谋求私利的阴谋家团团围住的虚弱无力、惊慌失措的老人”。
维希始终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魏刚认为它根本不配称为一个实体。他说：“维希政府并不存在”；维希政府一直都是由一些分裂的和对抗的集团组成的。它的历史不是由贝当或是由其他什么人执政的历史，而是相互冲突的派别之间的阴谋与斗争的历史。这些人在法国残存的土地上争夺权力，却四面八方受到正在打仗的世界局势和德国人的命令的约束和限制。维希政府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的一个东歪西倒的复制品，而贝当就是年迈的、清教徒般的路易十五，他以一种超乎个人好恶的独特作风任免他的朝臣，听任一个集团抵消另一个集团，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或者，如果说他信任任何人的话，那就只有他的私人侍从医师梅内特勒博士了。甚至在外交事务上，情况也是如此，１９４０年秋，当外交部企图同英国进行谈判，而赖伐尔却企图同德国达成一项交易时，贝当就有他自己那可怜而又无益的“国王的”小秘密。这一切构成了这个临时凑合的政治实际，而所谓民族革命的那种理想主义则为它提供了一个堂皇而孤立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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