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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四卷)_[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159)

  (七)1942年“战斗法国”获得拥护的程度

  1942年5月底,隆美尔在北非成功地把英国第八集团军向埃及边境赶了回去。初夏时,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立下了一项辉煌而英勇的战功,在全世界的心目中大大恢复了它由于最近的事态而颇受损害的威信。一小支自由法国部队在科厄尼将军率领下不仅在英军左翼的沙漠前哨基地比尔-哈凯姆守了好几天,顶住了实力强大得多的机械化部队,而且终于成功地突破敌军的包围,重新与后方的盟军会合,途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项功绩对法国本上的舆论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自由法国运动这时接受了一些为了到英国来加入戴高乐一方而逃离法国的支持者,这一事实便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公认的领袖、众议员和法国本土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

  在他到达后不久,戴高乐便任命他为内政与劳工民族委员。同时,他又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情报民族委员,他是新近由美国来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作家和政论家。470 戴高乐这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把运动的名称从“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部分是因为当时,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自由”运动,把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了,部分则是因为有许多法国人把维希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法国看作“自由法国”,以区别于德国人所占领的那一部分。戴高乐还想通过这次名称的更改来表明一个事实,即法国仍在作战。他相信这个新的名称对那些在国内抵抗德国人的法国同胞会具有吸引力,这些人或者是“马基”中各个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或者是消极地遇有机会便进行抵抗的人。7月14日,英国政府同意注意到称号的这一更改,不过借此机会再次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这种程度的承认是给予整个运动的,至于民族委员会则被看作是代表这一运动的官方机构——言外之意是,英国之所以同戴高乐发生正式关系,只是因为他是民族委员会的主席的缘故。

  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民族委员会竭尽全力,不仅想从英国方面,而且还从其他国家政府方面获得更大程度的承认。1941年9月26日,戴高乐和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迈斯基交换了信件,信中苏联政府同意根据1940年英国政府采用的同样条件承认戴高乐。接着当时设在英国的其他盟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挪威)、以及蒋介石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42 年,古巴、墨西哥、海地、加拿大、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也承认了民族委员会。美国政府则满足于指示他们派驻伦敦各流亡政府的大使安东尼?比德尔同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保持接触。

  这项对运动的外交承认再次引起了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在祖国的同胞中获得多大程度拥护的问题。维希的报刊和电台当然不会提供任何迹象。尽管戴高乐有他自己471的情报机构中央军事情报局,可是某些方面却认为这个组织的情报并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对于他们所认为的戴高乐的法西斯倾向深为不满,并且十分疑惑地看待中央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活动。然而,到了 1942年,不仅有许多份法国抵抗运动各个组织秘密印刷和发行的地下报纸流传到国外去,而且有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背景的法国人也成功地逃到中立国、美国和英国来,畅谈法国本土的种种情况。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消息大体上都很一致,这一点颇引人注意。看来很清楚,对戴高乐及其运动的拥护已经增强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民族委员会的愿望并不十分有帮助。实际上,全体法国人民都想看到德国人从法国被赶出去。战斗法国有助于完成这一目的,在这方面它是很得人心的。戴高乐的照片受到所有人的秘密珍藏,不过人们把他和他的运动看作一种有朝一日将会实现的希望的象征,而不是看作法国人统一行动的一个实际的或指导的中心,同时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战后可能成立的政府或政治组合问题。战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知名、又不曾破釜沉舟地公开跟维希走的人士,大多不愿意投奔戴高乐。他们担心戴高乐和他的大多数同僚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并且怀疑在法国获得解放,和平恢复以后,法国人民是否会愿意把命运托付给这个人。1942年1月,法国工会工作者的一个小代表团被偷偷送出本国来到伦敦,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试探一下他的政治见解。不知是由于这次访问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法国国内通称“解放”的那个抵抗运动公开宣布它愿意接受戴高乐的指挥,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据认为是左派的。但是,这只是国内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好几个单独的抵抗运动之一。这些抵抗组织虽然大多并不攻击“戴高乐主义”,却从其他方面获得鼓舞,它们自豪地认为它们是国内土生土长的组织,集中全力用一切方便的手段随时随地给德国敌人造成损害。它们发展成为法国国内政治中的一股力量,那还是以后的事。

  (八)戴高乐访问中东,1942年4727月至9月

  1942年7月底,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中东。8月7日,他在开罗会见了史末资,并于3月8日同接替利特尔顿出任驻中东国务大臣的凯西举行了会谈。叙利亚事务进行得并不顺利。叙利亚人认为贾德鲁允许他们享有的限制性宪法并没有履行1941年6月8日盟军进入他们国土时贾德鲁本人所发表的声明中包含的那项自由的诺言。结果,他们有一段时期一直在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有人断言,自由选举的结果将会证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广大选民既不赞成这个制度,也不赞成那些他们认为是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戴高乐便从开罗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马上同英国公使斯皮尔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戴高乐要求召回斯皮尔斯,硬说他在推行自己的一套政策,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打算在近东由英国代替法国取得首要地位。然而,斯皮尔斯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戴高乐便用一系列演说和行动来反对英国的政策与目的。这种困难局面于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发表了一次演说后发展到了预点。他在这次演说中使用的词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义作出的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诺言。他说,法国取得它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从国联接受下来的一项委任统治权而得到的。叙利亚的最终独立一向是法国的目标,的确也是委任统治的目标,但是只有法国才能宣布叙利亚独立。不论他多么希望促进叙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愿望,他却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用法国人民的权力讲话,而法国人民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国肃清了敌人并由他们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后,才能宣布他们的意志。这至少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对戴高乐的话所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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