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批准重新定居的计划时，曾经希望它能加Ｎ０１２８．ＴＸＴ／ＰＧＮ＞强日耳曼民族。结果，希姆莱在这方面的活动对于加强日耳曼民族并没有什么贡献。事实上，这种活动有时还造成了莫大的混乱和不安，因此德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对允许这种活动继续下去是否明智，显然怀疑起来了。这些移民大半是在德国本土的居住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时便被迫迁离了，因此很多人在战争时期一直就在德国或者边沿地区的营房里憔悴呻吟，而“临时性的营房”，象洛伦茨本人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就变成了“几万户移民家庭的住所”。这句话对于由南蒂罗尔迁来的移民特别恰当，因为他们集体迁徙到这片乐土的工作办理得那么糟糕，以致博尔曼不得不于１９４３年向纳粹党的所有办事处发出通知辟谣，否认业已放弃由该地移民的计划这种传说。偶尔，政策的彻底改变也会给移民增加痛苦，由立陶宛迁来的日耳曼人就是一个实例。他们在瓦尔塔兰刚住定下来，政府立刻又决定要再送他们返回原地（当时，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尽管实际上直到１９４３年秋天才有些人回去。然而，有许多立陶宛德国人既没有抵达新的家乡，也没有返回老家，而是象 １９４２年５月罗例如，在总督辖区，弗朗克发觉，重新定居的工作在居民中造成了不安，并且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１２卷，第６７页；又见下文，原着第５５９—５６０页）。
德国新闻报刊处，１９４２年８月６日。
《训令》，第４卷，第４８４—４８５页。由南蒂罗尔迁来的移民应该迁移到卢森堡和洛林（海通社，１９４３年４月５日）。有些人在上卡尔尼奥拉和下斯蒂里亚定居下来［《卡思特纳日报》（Ｋａｒｎｔ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９４３年２月４日和《格拉策每日邮报》，（ＧｒａｚｅｒＴａｇｅｓｐｏｓｔ），１９１３年４月１１日〕。
森贝格所说的那样，在移民营里“坐以待毙”。８６德国人不时发表的表明重新定居的计划正在取得进展的那些官方统计数字，最为有力他说明了党卫队在这方面处理的不当。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原来大约有五万名立陶宛德国人迁移回国，可是其中只有三千四百八十二人最后获准留在德国本土（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六人留在东普鲁士）。在同一次迁移行动中，大约有八万名日耳曼人也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送回大德国来，但是到１９４１年底，这些人中显然只有五万六千七百二十一人在瓦尔塔兰、但泽—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确实找到了住处，其余的大概一直就住在临时性的营房里。至于根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３日的协定从苏联“势力范围”内迁回的那些日耳曼人，他们的情况也相去无几：根据“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报告，１９４１年有十六万四千人响应了希特勒的号召，愿意返回德国，但是到１９４１年底，显然只有十万零三千八百五十八人找到了固定的住处——其中有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人是在瓦尔塔兰。尽管如此，这些人显然妥比那些根据１９４０年９月５日的德—苏协定由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根据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２日的德—罗协定由南布科维纳和多布罗加选择回国定居的日耳曼人较为幸运。因为尽管根据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报告，１９４１年这批移民的总数约为十六万四千人，但是到／ＰＧＮ０１３０．ＴＸＴ／ＰＧＮ＞第二年年底，只有八万五千八百零三人抵达了常住的目的地。至于从南蒂罗尔迁回的移民，情况显然更糟，因此当局决定予以保密较为妥善。发表的统计数字只是说，牵涉到的人数从１９４１年的二十二万人上升到 １９４２ 年的二十三万七千八百零二人——披露出的这些数字本身多少是有点令人惊讶的，因为从官方当时的声明看来，在１９３９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选择“遣送回国”的总人数只有十八万五千三百六十五人。但是，博尔曼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１日发给纳粹党各级办事处的通知却泄漏出了一点实情。该通知透露。到那天为止，在公民投票中选择重返德国的人里，只有“大约八千人”在德国确实重新定居下来。
第三节德意志化８７
希姆莱和党卫队在“加强日耳曼民族”方面的职责， 上述统计数字系根据德国报刊上发表的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卡尔?Ｃ?冯?勒施所写的“欧洲移民运动”，《世界政治年鉴》（Ｋａｒ１Ｃ．ＶｏｎＬｏｅｓｃｈ：“ＤｉｅＵｍｓｉｅｄｌｕｎｇｓ－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Ｅｕｒｏｐａ”，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Ｗｅｌｔｐｏｌｉｔｉｋ），１９４２年。根据１９４２年初格赖费尔特的总办公厅进行的统计调查，到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５日为止，有五十万零七千名以上的日耳曼人从东方地区的一些国家被接运回来。大约有二十八万九千人被送往新并进的地区，有九千四百八十人到德国当劳工。其余的人都留在日耳曼人中心的移民营里（《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８号》，第６８页）。
《人民观察家报》，１９４３年４月４日和《慕尼黑新消息报》，１９４３年４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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