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人对于会议面临的问题的多样性简直太清楚了。2月8日，丘吉尔建议今后三国应作出安排，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会议的间隔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便处理胜利肯定要带来的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全体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伦敦被选定为第一次集会的地点。大家商定，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会议。
在2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草草地讨论了丘吉尔提出的惩处主要战犯的问题，这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考虑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其他事项。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作出决定，只是把它交给了将来的外长会议去解决。
雅尔塔会议于2月10日到了高潮。当时，波兰问题、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接纳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发给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催促他们履行1944年11月协定的电报文本以及关于赔款的声明，全都作出了决定。一切谈判、妥协和推诿的来龙去脉都在这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汇合到了一起。当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真正工作也就终止了。
那天晚上丘吉尔举行宴会，会上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一种宽慰和舒畅的心情。第二天，剩下来的工作就是签署会议所制定的文件，并就公报和议定书的措词取得一致意见了。公报中没有提到曾经讨论过的几点问题。它宣称打败德国的军事计划已共同商定，并阐述占领德国和管制德国的种种安排。为了避免延长纳粹的抵抗，它没有提及肢解德国一事。赔款问题、旧金山会议、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关于波兰的声明、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以及三国外长今后将举行会议的声明等，统统公布了。而安理会表决方式的详细办法则留待同安理会的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和中国磋商后再行发表。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中让俄国享有多重代表权的协定也秘而不宣。
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公报以乐观的语调结束道：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至少，美国代表团完全相信这些话。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时，船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公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时，美国舆论普遍表示赞同。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波兰，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怀疑和抱怨全被淹没在一片信任和热情的欢呼中了。
但是，仿佛象征着不久即将笼罩在雅尔塔协定上的阴影似的，总统一行的横渡大西洋却不是一次幸运的旅行，霍普金斯病得很重，离船改乘飞机回国，一到家立刻便进了医院。他的离开使罗斯福很烦恼，两人冷静地分了手，从此便永别了。另一位多年的同事，也遭到了类似的悲哀结局，罗斯福的副官心脏病发作死在船上。罗斯福遭此损失，个人很受影响。当他到达华盛顿，安排好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作一个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正式报告时，他在情绪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自信了，虽然他对于未来，对于最终能满意地解决和平的问题，仍然怀着光明的希望。在那次讲话的仅仅六星期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丘吉尔可能并不完全象罗斯福那样兴高采烈，但是英国报纸的反应和美国报纸同样热烈。象在美国一样，对波兰问题也有疑虑，而对德国提出那么严厉的赔偿要求这个问题，则认为它可以算是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缺陷。不过同三大国和谐一致的保证和对德战争的早日结束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当时怎样看待会议的决议。他认为会议的总的成果是好的，这一点从苏联所有报纸对雅尔塔公报的大肆宣传和赞扬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例如，《真理报》出版了报道会议的特刊，并在社论中说雅尔塔会议已经证明，“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历史上的昨天和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消息报》把这个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俄国广播电台也同样地转而报道会议的消息和对会议的颂扬。
在所有盟国中的许多人看来，大同盟似乎已经顶住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艰苦考验。对持久和平和盟国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的愿望，空前未有地强烈。雅尔塔会议对盟国的公众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44 年秋季威胁盟国团结的争吵，似乎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随着欧洲的战争明显地临近结束，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演说中的高尚情操似乎眼看即将成为不仅是漂亮辞藻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鉴于后来幻想破灭，很难重新体会到雅尔塔公报发表后的日子里的那种情绪。在短时间内，对于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定的犹豫和怀疑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由于大国没有能力使雅尔塔协定发生作用，情绪起了相反的变化，这样对协定本身的价值也就引起了争论。可是这时犹豫和怀疑还少，这些协定必须按照1945年2月的情况公正地加以评价，当然，各方都作了妥协。斯大林对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的限制问题向罗斯福作了让步。罗斯福在远东领土和特权的问题上向斯大林作了让步。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斯大林向英国作了某种让步，而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也退让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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