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以同样的努力去加强华沙政权的国际地位。美国和英国不顾苏联的抗议，拒绝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除非它按照雅尔塔会议规定的方案重新加以改组。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被排除在外，因此旧金山会议开幕时，波兰没有正式代表出席。可是，1945年4月21日，正当会议前夕，俄国人和华沙政府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斯大林不顾西方的抗议就这样干了。他这样做似乎暗示临时政府的永久性。
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改组波兰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俄国人不准备考虑一种可能破坏共产党在波兰政府中的优势地位的“改组”，英国和美国则继续坚持要实行那样的“改组”，使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地集结起自己的支持者，为举行一次决定波兰未来的政府形式的选举做准备。罗斯福和丘吉尔亲自进行干预，结果丝毫未能解决这种政策上的冲突，他们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宣言的文本，也不能使任何一方放弃它自己对那些文字的解释。
3月底，关于罗斯福和斯大林订立密约、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大会会员的消息在报纸上泄露以后，雅尔塔协定的声誉在美国受到严重的打击。罗斯福不得不勉勉强强地证实3月29日发表的第一次报道的准确性。他大讲其美国的三重代表的权利，竭力把事情说得好看一些，但也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支持。美国政府因此不谈这个问题，不再谈他们在联合国大会里可占一个以上席位的要求了。
且不谈许多美国人对于接纳苏联的个别加盟国进入一个据认为是主权国家的大会的原则感到怀疑，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公众那里的方式就给人留下了一种很坏的印象。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雅尔塔还订了些什么其他的秘密协定？雅尔塔一度似乎是一种光辉的成就，现在和这个会议联系在一起的却是颇为暖昧的交易和邪恶的秘密。
虽然盟国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伯尔尼事件”上的种种困难，总的说来在各国报纸上都没有大肆宣扬，但幻灭之感实际上已经开始。虽然如此，3月29日俄国人宣布莫洛托夫将不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英美的公众仍然感到这个消息有点出人意外。盟国之间的不和正从外交活动的密室转移到公开的讲坛上来，而对于战胜法西斯以后抱有美好希望的千百万人则全感到惶惑和沮丧。
这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患脑溢血逝世时的形势。罗斯福的突如其来的逝世给美国的政体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国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向来都抓在他手里，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是完全被排除在政府核心计议之外的。此外，罗斯福之死使盟国的团结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象征，也使世界上千百万人民失去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希望所寄托的独一无二的主要对象。
罗斯福逝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俄国取消了关于不派莫洛托夫去旧金山的决定。在哈里曼大使的劝告下，斯大林作出这个姿态，作为他愿意和新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继续合作的一种表示。尽管莫洛托夫本人表示异议，斯人林还是这样做了。
但是姿态并不改变政策。当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他带来了障碍和争论。由于随后几个月里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许多罗斯福的最热诚的支持者把大同盟衰落的原因归咎于罗斯福死后美国态度的改变。鉴于有关各方原先还希望把大同盟的裂痕弥合起来，所以当时没有把罗斯福逝世以前早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广为宣传。这就使得批评杜鲁门的人提出的责难显得更加有理了。
从狭义来看，这种论点可能有些道理。或许杜鲁门个人不象罗斯福那样愿意对俄国人迁就。但是，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美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改变。由于欧洲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不久就可以调遣优势兵力去对付日本，因而俄国的帮助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了。在俄国远东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这件事，几乎始终毫无进展。同时，在太平洋岛屿上新获得的基地看来已经可以维持对日本的轰炸攻势。因此，1945年4月24日美国参谋长们放弃了他们关于利用西伯利亚作为空军基地的计划。他们也决定不分散海军力量去执行在日本北面开辟海路的任务，除非莫斯科逼得他们这样做的话。这意味着在俄国和日本开战以后，美国海军将不保证继续运送军需品给远东的红军。
这些决定至关重要。实际上，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以求得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据海军上将李海说，4月22日，杜鲁门的顾问们觉得，“如果俄国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作战努力，这对我们的战争前景不会造成特殊的损害。”这样，大同盟的军事基础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依靠共同的政治目的来使盟国间的冲突不至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共同的政治目的并不是不重要的。三大国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但有些事情在一方看来是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基本预防手段，在另一方看来却是共产党的奸诈和侵略。面临着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大同盟逐步瓦解，成为互相竞争的敌对部分了。
如果罗斯福还在世，事情会朝着略微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认为他会有什么办法防止这个同盟的破裂，或者能够大大减缓破裂的速度，这是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肤浅可笑的看法。杜鲁门所依靠的顾问就是罗斯福所依靠的那一批人，而且他尽可能遵循罗斯福的政策。使同盟分裂的不是杜鲁门，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唯有这个共同敌人的力量才能促使这三个有关国家的政府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相互存在的畏惧心理置于某种更大的恐惧之下。为了保全罗斯福的神话和他自己内心的平静，他的确死得其时。他死时，他曾大力帮助筹划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地近在咫尺，而他曾经满怀希望地培育的同盟又尚未明确地、不可挽救地瓦解。他死时，人们还可以抱有光明的希望。直到他与世长辞的时刻，他始终没有放弃和俄国人达成相当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和谐的希望。他写的最后一个电文是给丘吉尔的，他说：“我将尽量缩小有关苏联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象伯尔尼会议的问题那样得到解决。然而，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路线到此为止始终是正确的。”他死时还没有因盟国失和而感到沮丧，对自己采取的路线到此为止又深信是正确的，一个人还能死得比这样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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