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伊拉克左翼报纸批评政府还不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关于复交谈判年初已有报道，５ 月里国王在议会开幕时的致词中也已予以证实。这些批评者争辩说，阿拉伯世界在战后将需要一个“有势力的、中立的”调解人，来抵销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和美国的影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旨在使巴勒斯坦殖民化，而苏联则支持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事业，它无疑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伊拉克内阁在８月份两度改组后，９月１０日宣布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９月３日问世的《人民报》一面言不由衷地赞颂苏联是英国的盟国，接下去就说，同苏联建立关系将使阿拉伯人得到好处，因为它“对小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同情、对和平和勤劳的热爱，以及它的反帝政策，都是人所熟知的”。１９４４年，苏联同沙特阿拉伯也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外交关系。
１９４５年１月，俄国正教会理事会召集会议选举一个新的莫斯科大主教。从中东去的有：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苏联驻大马士革公使馆在他动身之前举行了欢送招待会，他从巴库乘斯大林的专车前往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大主教和耶路撒冷的正教大主教；霍姆斯的正教大主教，提尔和西顿的正教大主教，据说他们都曾在基辅和莫斯科上过学。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在归途中与英国议会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斯蒂芬?金－霍尔结伴同行。大主教告诉他，他带回了价值三万英镑的圣像，是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他“感受很深，但在他行过圣事的一所莫斯科教堂的后墙上，还可以透过石灰，看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标语，心中有些不安”。２ 月份，据报道，同苏联驻近东各国公使有密切联系的人士说，苏联政府正在谈判收回前俄国传教会在近东的财产，目的是要把它变为能接纳四万名学生的技术学校。５月３１日，新任莫斯科大主教在基辅主教和其他十名俄国教会的显贵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访问正教大主教，并在圣墓教堂中登上圣座。他还从耶路撒冷前往开罗，受到了苏联公使的迎接和国王法鲁克的接见。他拜访了亚历山大的正教大主４９６ 教，并在这位大主教和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陪同下回到了贝鲁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普世大主教在整个正教会中是地位最高的大主教，且在１月份出席过莫斯科理事会，但由于苏土关系在此期间严重恶化，莫斯科大主教的周游访问中却引人注目地把他漏掉了；据推测，这次访问并不仅是对近东各大主教的莫斯科之行作礼节性回访，而更其是一个政治计谋的一部分；要把他们对“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普世大主教的效忠转移到“第三罗马”莫斯科去。
１９４５年５月法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冲突使苏联政府的立场变得暖昧不明，因为它新近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同法国签订了条约，但是它又保证过要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在英国公开干涉这场冲突之前，苏联的重要评论似乎只以莫斯科电台的一篇引人注意的声明为限，它说为首作乱的是叙利亚国民党的“法西斯”领袖；但在英国干涉之后，苏联政府却向掌握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组织主动权的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它们采取“及时的措施，制止军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一位法国人士说，苏联驻埃及公使在阿拉伯联盟理事会６月４日开会时，向埃及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苏联政府期望阿拉伯人民摆脱英、法两国的支配，它将不允许把法国从近东排挤出去，而使英国取而代之。
总的说来，苏联与西方大国的战时结盟使它获得机会，把它在中东的外交代表权和宣传活动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波斯，它恢复了革命前的一个世代里沙皇俄国在北部诸省拥有的势力；这种由于俄日战争的失败而黯然失色的势力，现在却因红军近来节节胜利而有所加强。７月１３日，苏联军方的报纸《红星报》就曾断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从１９４１年以来已经日益衰落；英国担心其他大国被石油吸引而渗透进来”。美国战后在中东的利害关系尚难断定。主动权操在莫斯科之手；一俟远东的战事结束，它的意图何在，便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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