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说，如果不是出于北爱尔兰的效忠，英国为了确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应该把爱尔兰的中立置于度外了。①5 月16 日，德·瓦勒粒以委婉的语气作了答复，但他重申了爱尔兰的中立权利，以及在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爱尔兰不能奉行任何其他的政策的论点。① 争取美国积极支持结束分裂局面的机会也已经错过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许他们默认一个政府可以无条件地管辖这整个岛，因为在一场他们所投入的战争中，这个政府可能再次坚持中立。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对一项与英国共同防御的政策承担义务，虽然他表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的话，是有可能达致某种安排的。在7 月19 日的一次关于对外事务的辩论中，他说，英国由于它帝国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卷入一场与爱尔兰无失的战争。要制定一项只有当爱尔兰的利益被明显涉及时才适用的防御政策，即使对于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②两天前，德·瓦勒拉就阐明了爱尔兰对英联邦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我们对外事务的政策上与英联邦国家联合一道”。他说，他准备坚持这一政策。③这样，虽然德·瓦勒拉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他还是渴望把门半开着。在这两岛上主张英爱合作的支持者们努力证明爱尔兰的中立，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为有利于英国的，这就证明，他们希望在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指出，英国已经由于爱尔兰为其供应粮食和在英国及北爱尔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为其提供额外劳动力而受益。这两项贡献主要都是出自经济需要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同情盟国的证据。不过，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男女确曾站在英国一边。除了那些在军队中服役者外，①在英国故时活动的每一领域中，在英格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许多爱尔兰的男人和妇女。在爱尔兰，对盟国的同情表现在许多方面。迫降在爱尔兰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爱尔兰人把他们隐藏起来，并帮助他们越境进入北爱尔兰。对在训练或非作战飞行中飞机失事的驾驶员没有加以拘留，且为他们提供修理飞机的各种便利，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就起飞的话。传说有一支爱尔兰军的分遣队曾被派出去用炸药炸毁一排树，因为否则这些树木就会妨碍一架英国飞机在预定时间内起飞。来自英国危险地带的难民都受到欢迎。遗憾的是，爱尔兰在战争年代里的孤立地位，给国内外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爱尔兰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项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国内又实施了产格的检查制度，从而使爱尔兰人民与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绝起来。曾鼓励爱尔兰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养起一种自信心。爱尔兰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① 《泰晤士报》，1945 年5 月14 日。① 《泰晤士报》，1945 年5 月17 日。② 同上，1945 年7 月20 日。③ 同上，1945 年7 月18 日。①见上文，原著第248 页注②（即本书第384 页注①——译者）。
第四章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凯瑟琳·达夫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形势（一）内战的后果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 年7 月至1939 年3 月）。①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②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审讯。①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②社会秩序全靠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消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 年至1939 年的恐怖时代中去。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迸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①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① 见《概览，1937 年》，第2 卷；《概览，1938 年》，第1 卷，第3 编，以及《概览，1939—1946 年：1939 年3 月的世界》，第138—151 页。②托马斯·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ThomasJ.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纽约诺夫，1943 年版，第36—37 页，第43 页。经官方统计局的许可引用了这一数字，但尚未明了的是，这个数字究竟包括多少被国家主义者以半官方形式谋杀或处决的共和主义者。① 据说，在西班牙监狱中被拘留的或许包括非政治罪犯在内的人数，在1940 年1 月1 日已达二十七万零七百十九名，19411 年1 月1 日为二十三万三千名，1944 年1 月1 日七万四千名。1952 年2 月21 日包括各种囚犯在内的数字为三万零一百三十人，自1936 年以来，其中有七百九十三人因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而被囚禁的，四千五百八十二名是政治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这一罪名，或许并不包括彼指控犯有非政治性罪行的共和主义者。至1952 年，甚至还有一些共和主义者未经审讯而被监禁着。最初。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在1946 年和1947 年大批释放囚犯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善过（反对集中营制度的国际委员会：《关于西班牙监狱制度的白皮书》② 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约有四十五万共和主义者逃入法国，甚至在1939 年年底，法国政府还一直在供养着五万一千四百名平民和七万一千三百名军人［ 《国际劳工局年鉴，1939—1940 年》（International Labour of -fice Yearbook.1939—40），第227—228 页〕。据1940 年2 月一次法国官方的估计，难民总数为十四万人。原已离开法国的三十万人中大多数已返回西班牙：二万至二万五千名已返回拉丁美洲[尤金·M·库利彻：《欧洲人口的流离》（EugeneM.Kulischer：The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研究和报道，第15 集（移民），第8 号，蒙特利尔，国际劳工局，1943 年版，第44 页〕。①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见艾利森·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1937—1943 年》（E.AllisonPeers：Speain inEclipse.1937—1943），伦敦，梅休因，1943 年版，第101 页以下，第130—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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